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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是个株连成风的时代，一人出事，全家遭殃！

陶勇“自杀”的当晚，造反派闯进陶家，向朱岚宣布：“陶勇自绝于党，今天下午已经自杀。”这不啻是晴天霹雳，陶家陷入悲哀恸哭中。朱岚愤怒地对造反派呼喊：“陶勇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打了一辈子仗，他绝不会自杀！是你们害死了陶勇，你们要交出杀人的凶手！”对她怒喊的回答是，三天反复抄家，抄查陶勇的罪证。

许世友上将派人来劝朱岚，尽快离开上海这块是非地，搬到南京住。陶勇的“自杀”改变朱岚温文尔雅的性格。她对来人说：“不把陶勇问题搞清楚，我不离开上海。”她谢绝了许司令的关照。她相信党会为陶勇伸冤，会严惩凶手。与许司令比较起来，她的“相信”多么愚蠢，又多么令人悲哀！她开始日复一日地申诉、上访，但她的一次次申诉和上访，换来的却是迫害的一步步升级：她，一个立志要替父亲、弟弟报仇的朱岚，被打成了日本特务。1967年8月，朱岚突然被捕，被秘密关押起来。专案组夜以继日地轮番对她围斗、拷打，逼她承认是“日本特务”，交代陶勇的“通日罪行”，其中包括苏中“借道”之事。对于“借道”等不光彩的勾当，中共高级权贵们，在中共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一家独霸的“主旋律”环境里，谁都没有胆子站出来替陶勇分担责任。君不见：当年中共与日伪汪精卫相互勾结分享情报的当事人潘汉年，自作多情，1955年向中央报告了当时勾结的详情，被毛泽东以“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CC派人物”的罪名逮捕入狱，终被杀人灭口，监毙于狱中，潘手下的知情人，也被一网打尽；当年根据M、Z的决定，派遣潘汉年与日伪勾结的新四军政委、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在“高饶事件”已中箭落马，也因有暴露与日伪勾结绝密事件的重大嫌疑，被灭口于狱中；陶勇曾奉命“借道”日军，岂能好死？年轻的造反派们，那里知道这个中的重大隐情？可怜“替罪羊”朱岚，被打得遍体鳞伤，肋骨折断，最后精神崩溃，跳楼自杀，随夫君而去。

朱岚死后，三个大孩子已参加工作在外，四个未成年孩子流落街头，随时可能遭到不测。在陶勇生前好友的帮助下，他们逃出了上海，跑到南京军区司令部。他们跪在许司令的面前哭道：“许伯伯，救救我们！”许世友含泪扶起了落难的孩子们。由于南京军区也经常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下令部队接受他们。于是，南京军区部队里出现了一群娃娃兵。许世友是个好心肠的司令。然而，他的另一面不久逞现。当他成了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在南京搞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全家“下放”运动。凡家庭出身不好的被武装民兵押送到苏北最为贫穷的农村，……一时间全城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有人目睹：“城南东西向的长乐路与集庆路接头处有座桥，名曰新桥，桥畔有个卖开水的老虎灶，因为老板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抓走劳改去了，由一个‘活寡妇’带着一群女儿在惨淡经营。那天我下班路过，正遇上武装民兵开来的一辆卡车准备把这家人家扫地出门，一些破旧的家具已经被搬上了卡车，但那蓬头垢面的寡妇和她的几个衣衫褴褛的女儿们死活不肯上车，躺在地上一边打滚，一边呼天抢地地哀号……她们拿定了主意：宁肯死在祖祖辈辈居住的南京，也不愿倒在人地生疏的边远农村。”

一年多后，最高领袖再现“天使”，其他大员便紧随其后。周恩来说：“陶勇同志打日本帝国主义那么坚决，说他是‘日本特务’，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嘛！”陈毅感慨万端地对夫人张茜说：“陶勇不在了，可痛！可惜！陶勇不可能是自杀，他的死大有问题，总有一天我要面陈毛主席，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他们都知道陶勇暴死的原因，都知道他是“通日卖国”政策的替罪羊，但他们都不敢直面“借道”之事。可见，他们事后替陶勇抱不平，不过笼络人心而已。

对陶勇之死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刘浩天中将，在林彪摔死后，安然无恙地度过审查，寿终正寝于1984年；另一个责任人李作鹏，在被审讯时，却能避开陶勇之死。这其中的隐情是不言而语的：如果没有大人物作梗，刘浩天能逃过审查吗？李作鹏的审讯者能回避陶勇之死吗？

陶勇之死是自杀还是他杀，本来是个并不复杂的案件，但为了掩盖住“与日伪勾结绝密事件”，在顶立巨人的干预下，这个不该成谜的陶勇之死，却成了千古之谜！

1984年初，粟裕大将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再三提到他所倚重的战将陶勇说：“我这一生有一大憾事，就是没有能在有生之年，把陶勇被害一案查出来。”也许他知道保护刘浩天的重大隐情，知道那是一个令他无法憾动的大人物，他只好做了个无可奈何的临终忏悔！

（完）

]]> ysrr Tue, 18 Nov 2008 17:50:14 +0800 2008-11-18 17:50:14 http://ysrr.bokewu.com/blog762582.htm
陶勇直鼻梁，厚嘴唇，卧蚕眉，性格刚烈，作战悍勇，临阵常脱外衣，袒臂露胸，举驳壳，挥战刀，赤膊冲锋，人称“拼命三郎”，又像张飞。

1940年9月30日，驻江苏省泰兴县的新四军部队，在黄桥附近同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的部队进行决战。黄桥决战前夕，三纵司令陶勇，根据陈毅和粟裕死守黄桥的部署，对各旅领导下达作战命令。他端坐一桌前，突然站起，虎眼圆瞪，指挥刀和驳壳枪砰然甩桌上，大声喊道：“谁他妈的敢丢黄桥一间房，一条街，要杀头，要枪毙，你们自己挑。我这两个家伙可不认得谁是爹，谁是娘！”众部将闻之悚然。打响后，三纵官兵在敌人数倍于己的兵力进攻下，顽强拼杀，终于守住黄桥，有力地配合了兄弟纵队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计划。是役，内战内行的新四军大捷，消灭顽军（对国民党反共军队的称谓）一万多人。对这次胜利，史学家们著书说：“黄桥决战，为创建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新局面。”而这次胜利，也载入中学历史教科书。遗憾的是，八年抗战中，这个“打开了华中抗战新局面”的新四军，没能留下一次值得书写的抗日战例。

1940年12月，乘陶勇率三纵主力离掘港兵发曹甸之际，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闻之，密令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保安一旅旅长詹长佑乘机夺掘港。曹甸之役毕，陶勇急令主力兵分两路，一路直奔掘港解围，一路直捣徐承德老巢石港。陶勇则只身骑摩托车飞奔马塘，以阻詹长佑驰援。詹长佑正欲领兵出发，忽见陶勇推门入室，大惊。经陶勇说明厉害，詹长佑答应按兵不动。陶勇即驱车奔掘港，一举击溃徐承德部队。

1942年春，孙二虎上岸向渔会要粮 。孙系启东海匪头目，身佩双枪，百发百中。渔会惧其强悍，飞报陶勇。陶闻讯，出奇兵生擒之。孙二虎对陶大叫：“要杀就杀，无须多言。”陶勇喜其勇，亲为松绑。孙二虎谢恩以告陶勇：“如能一起上船，愿说服部下投诚新四军。”将军慨然应许。次日，陶随孙二虎单刀赴会，登海匪指挥船，会众头目。众匪见陶虎胆义胸，愿听候收编，遂交出５０枝枪和所有船只。不久，孙二虎被任命为新四军海防团营长。

1944年3月，陶勇率三纵包围启东县久隆镇之敌。敌首徐宝富自恃碉堡工事坚固，固守不出。陶勇命日伪镇长喊话，无应；令部下用掷弹筒发射两枚炸弹，毁其城东北角。徐宝富始回话说：“请陶司令亲自出面谈判，再作考虑。”陶勇决定亲往，部将彭德清等人劝道：“恐有诈。”陶取钢笔交彭德清说：“万一有诈，此笔打坏太可惜，请你代我保存一下。”即带一名警卫员，昂然走近吊桥，大声喊道：“徐宝富，陶勇在此。”徐宝富震惊，折服，走下碉堡，放下吊桥，双手高举克罗米弯把指挥刀说：“久仰大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陶司令大勇大义，坦荡豪侠，特送此刀，以表心迹。”遂率部投降。

1947年1月，在鲁南战役中，陶勇率部向敌快速纵队进攻。突然，敌人发起反扑，数辆坦克隆隆而来，陶部官兵如潮而退。他见之，急至路口，坐一大石礅上，厉声喊道：“老子在此，谁敢往后跑，格杀无论！”随行人员紧急围住陶勇，以保安全。他分开保卫人员，怒吼道：“他妈的，闪开！”乃安坐在石礅上。溃退官兵见怒目司令，纷纷返身战斗，终于击退了敌人的反扑。另役，陶勇率部攻枣庄，连攻四日不下。陈毅、粟裕严令陶勇限时拿下枣庄。陶勇当即调整部署，命部将张震东说：“拿不下枣庄，咱俩都准备脑袋一块搬家。”张震东再次发起进攻，终克枣庄。张震东班师以归，陶勇率司令部迎接，双手抱起张震东，大叫道：“打得好啊，老张，咱俩脑袋都保住了。”两人仰天畅怀大笑。

陶勇开朗豪爽，尤重义气，人皆喜与他为友。苏北抗日，当地实力派人物纷纷慕名而归降，如詹长佑（韩德勤保安一旅旅长）、姚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手下的忠义救国军第二纵队四团二营营长）、徐宝富（日伪团长）、孙二虎（启东海匪头目）、汤景延（国民党中校炮兵营长）、陆洲舫（伪新亚救国军副司令）、季敦廉（“三友商店”商人）等。

在苏中的陶勇，但见他同国民党“磨擦”，少见他跟日本鬼子战斗。据一篇回忆陶勇革命生涯的《“拼命三郎”陶勇手下的“孤胆英雄”》文中记载，陶勇在苏中通海地区，有一次为进击国民党顽军而“借道”鬼子地盘，陶勇曾派警卫排长毛俊雄下书鬼子。鬼子队长乐于坐山观虎斗，欣然签字应允。由是，陶勇借鬼子之力，迂回到顽敌侧翼，一举击溃之。显然，这不是陶勇个人行为，这是新四军在江苏战略的组成部分。陶勇“借道”的官方行动，为文革中的暴毙埋下了祸根。

此外，许多著名的战役都留下了陶勇的英名，如苏中七战七捷、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淞沪战役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等。他是中共历史上一员功勋卓著的战将。

陶勇这个“拼命三郎”，生活情趣多样，又称“八好司令”。那“八好”是：好热闹，好美食、好鲜衣，好梨园、好打球，好玩牌、好饮酒，好交友。凡游戏之事，皆粗通而不精，只求刺激，不计输赢。他喜打牌，且常偷牌。若有人责其牌风不正，他振振有辞地反驳：“打牌如同打仗，要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嘛。” 战斗间隙，他喜与士兵嬉戏打闹，装疯卖傻，以逗人乐为乐。凡打牌，输者或掌嘴，或刮鼻，或画王八，或钻桌子，他绝不恃权例外。与他玩牌，无论输赢皆有炫耀资本：“我今天打了陶司令两巴掌”，或“我今天挨了陶司令两巴掌。”他豪饮，凡打胜仗归来，必高呼“拿酒来”。四分区专员季方亦豪饮，当地有“季一缸”之诨名。一次胜仗归来，陶与季以茶缸对饮，酒过三巡，季不支而告饶，不允，遂拧其鼻灌之。季方大醉三天，醒后曰：“陶司令打仗是英雄，喝酒也是英雄。”陶喜看戏，无论京剧、话剧、淮剧、锡剧，皆入迷。

陶勇的婚恋简单明净得如一张白纸，没有什么罗曼蒂克式的“花边”。一天傍晚，陶勇去九团检查工作。来到九团团部门口，便有一个哨兵上去敬礼，并喊：“首长！”陶勇抬头一看是个女兵。不禁怒气冲天而起：“九团的人都死啦？怎么派个女的来站岗？”也许第一印象的作用，他竟对这个眉目清秀的女兵产生了爱慕之心。善于察颜观色的旅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很快看出了陶的心思，有意当回“月下老”。韩念龙向陶勇介绍说，她叫朱岚，师范学生，22岁，因父亲和弟弟被日本刺死，立志报仇，去年参军，进步很快。一日，陶勇突然到来朱岚身边，单刀直入地问道：“唉，今天我来这里，可不是以司令的身份来给你下命令，而以同志的身份，问你同意不同意？”“同意什么？”朱岚装起糊涂来。那时婚配，只要双方同意，组织决定，就成。韩念龙已代表组织征求过她的意见。“唉，你们小资产阶级就是喜欢拐弯抹角！这不很明白嘛，就是咱俩的事呀！”含羞的朱岚终于点了头。1941年7月，陶勇和朱岚在沙家庄举行了婚礼。令朱岚没有想到的是，26年后，她为她这个刚烈丈夫，付出了生命代价。

“解放”后，由于战功卓著，陶勇官运亨通，由兵团司令晋升为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后又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然而，刚烈好似张飞的性格，决定他必然像张飞一样死于非命。

他是个骁勇战将，一个合格的军人，但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在军事上，他懂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兵法，能机动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但在政治上，却不懂得或不善于使用潜规则，而这些潜规则恰恰能证明，只有善施阴谋诡计、功于御人权术且心狠手辣的人物，才能撑得起“人民领袖”的旗号，才能镶得上“伟大、光荣、正确”的金边，才能受到众人顶礼膜拜，因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到六十年代，海军内部权力斗争日趋白热化，这是党内左派林彪元帅、右派贺龙元帅和中摇派叶剑英元帅插手的结果。1965年在中央军委解决海军权力再分配的会议上，陶勇没有看清上层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本能地站在党内右派和中摇派一边，认为有人搞阴谋诡计，他怒火填膺，“拍案而起，愤然离席。”1966年7月，中央军委再次召开海军权力再分配会议。此时的林彪已不是一年前的林彪，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已确立了军队绝对领导地位，即将登上副统帅的宝座。陶勇应叶剑英之邀参加会议，不识时务地痛斥以副司令李作鹏中将为代表的海军左派说：“你们搞地下活动，伸手夺权，这是同毛泽东思想根本不相容的，也是党的纪律绝不允许的。这样搞下去，哪里还有什么党的利益、党的原则？哪里还有党的团结、党的统一？”被人当枪使的陶勇，他的痛斥无异于以卵击石，为半年后的家破人亡埋下了祸根。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力斗争残酷性就是你死我活，“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价值已被批得荡然无存。在权力斗争上，陶勇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1966年底，叶帅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要他转告陶勇“海军的风要变”，要陶勇提高警惕；陈丕显如实转告。许世友上将专程到上海来看患有胃病的陶勇，规劝他说：“海军的事你不要管了，到南京去养病吧。”可陶勇仍然坚持说：“我要在这里顶着，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性格决定人的一生。当致命的危险悄悄向他袭来的时候，刚烈的他，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967年年初，被造反派整得焦头烂额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想开个常委会都没地方开。陈向陶勇借地方，陶勇二话没说，便把东海舰队司令部礼堂借给了他。这件事很快被以舰队政委刘浩天中将为首的左派捅上了天。林彪在给陶勇的一份电报上严厉批评道：“军队不能成为地方走资派的庇护所。”

挨了林彪批评的陶勇，理应有所收敛，但他却迎风而上。交通部长彭德清，是原27军军长，是陶的好友，因被揪斗，跑到东海舰队躲避。陶勇说：“你就在这儿，哪都别去。”左派政委刘浩天却告诉造反派，致陶勇被冲击，彭德清被掳走。

陶勇硬是不吸取教训。陈丕显被造反派抓走并被关压了起来。陶勇闻讯便驱车前去寻找，他冲进造反派占领的市委，找毛泽东的鹰犬张春桥要人，因没有找到张只得作罢。回司令部后，他挂电话给东海舰队机场负责人龚云池说：“老陈被抓起来了。你给我准备几个房间，我要把他弄出来，然后送到你们那儿去，你给保护起来。”

陶勇公然对抗文革的所作所为，已经使左派当权人忍无可忍了：陶的“汉奸”软肋很快被左派翻了出来。

1967年1月21日，五十五岁的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已走到了自己的末日，死神随着一个不见阳光的秘密计划，悄悄来到了他的身边。

早上，妻子朱岚似有预感，她劝他不要出去。陶勇厉声说道：“怕什么？戴高帽子游街有什么了不起，它和党的事业相比算不了什么。近来有很多事情我也不太理解，可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有了这两点，就什么也不怕了。”他是个坚信党的共产党员，但他的智力没有与时俱升，还停留在苏中跟孙二虎、徐宝富们斗智的水平上。

上午，陶勇和老战友、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在办公室里，一起发文革的牢骚，一起骂文革的“娘”，还说，他要带一个排，把陈丕显从造反派手中抢出来。午饭后，他在舰队招待所501号房间里休息，那是他经常午休的地方，舰队许多干部都知道他的这个秘密。由于他同廖政国一起大骂文革，使得他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想找理发员周妙基理发，下床踱出楼外，在小花园里散步。两点多钟，他看见招待所所长。他建议所长以后多养黑猪，说黑猪瘦肉多，好吃。初春的花园里，百叶凋零，寒风吹来，光禿禿的树枝在灰色天空中摇曳，发出呜咽哀鸣，似乎在为他送葬，枯黄的衰草在寒风中瑟瑟颤抖，好像已经看见死神的狰狞：这一切他都没有察觉，想到的只是理发。“把周妙基找来，我要理发。”他把生命的最后一句话，传给了招待所所长。十多分钟后，招待所所长领着周妙基来到小花园时，大吃一惊地发现，舰队司令陶勇已死在直径仅及两肩、深不没顶的小水井里。

现场迅速被制造了出来：拖出井来的陶勇尸体，身上泼满了墨汁，胸前挂着打红叉的牌子，戴着一顶高帽子，头上的钝伤被巧妙地盖住……这个漏洞百出的自杀现场，把招待所所长和理发员吓得目瞪口呆，不敢多说一句：制造者后台之强大，足以封住所有人的嘴。

事发不到两小时，政委刘浩天在舰队司令部宣布：“陶勇一贯争强好胜。这几天，他害怕自己卷到苏（振华）、罗（瑞卿）圈子里去，所以才走这条绝路。我看他是畏罪自杀、抗拒运动，是叛徒行为。”很快，他又把审定的“陶勇自杀的经过和初步分析”电报，发往北京。不到四个小时，大权在握的李作鹏，便对陶勇做出“自杀”、“叛徒”的结论，并以海军党委名义发出通报：“叛徒陶勇，畏罪自杀。”从死亡到电报、到结论、到通报，工作效率之高前无古人，其速度之快令人瞠目！

一个“张飞”死了；不同的是，张飞不是死于刘备或诸葛亮等首脑人物的策划。

由惮于舰队官兵对“自杀”结论的怀疑和不服，陶勇的尸体一直……（待续） ]]> ysrr Tue, 18 Nov 2008 17:32:52 +0800 2008-11-18 17:32:52 http://ysrr.bokewu.com/blog762131.htm
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这副对联一贴出来，就引发了强烈震动：围观者、传抄者、颂扬者、批评者，比比皆是。8月，这副对联传入北大、清华等北京大专院校后，旋即传遍全国。这副对联成为“血统论”最形象、最具煽动力的口号。几乎一夜间，出身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贫下中农等“红五类”家庭的子女，成了“英雄”、“好汉”，趾高气扬，左右通达；而出身“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和而后增加的资本家、“走资派”又称“黑七类”家庭的子女，成了“贱民”、“混蛋”，低三下四，左右是难。尽管有人批评这幅对联不符合“毛主席‘重在表现’政策”，尽管陈伯达也批判了这个“血统论”，说它是出自封建君主世袭制的“错误观点”，但不少人特别高干贵族子弟们，依然高呼“鬼见愁”对联“好得很！”

“鬼见愁”对联的出现，是刚刚兴起两个月的红卫兵运动出现分裂的重要标志。

在贵族子弟们“好得很”的高呼下，“鬼见愁”对联继续广为传播，而且还出现了《鬼见愁之歌》，歌词就是这副对联，并在“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句之后，加上了一句：“滚，滚，滚，滚他妈的蛋！”贵族子弟们还用大字报趾高气扬地宣泄了他们的不可一世：

要问老子是哪一个，大名就叫“自来红”。

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

谁他妈的敢反“自来红”，就让他尝尝我们“自来红”的厉害！

要是想革命跟着老子走，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要当家做主人，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们面前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鬼见愁”传入北师大女子附中后，立即生效。1966年8月4日上午，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在教室里召开了斗争班里家庭出身不好同学的斗争会。教室墙上贴了大标语：“打倒狗崽子！”这个班有40多名学生，其中10人是“自来黑”，即出身于“黑五类”家庭，属“狗崽子”，有10人是“自来红”，即“红五类”家庭出身，大多数是高干子弟，其余20多名出身于“不红不黑”家庭，称“红外围”。斗争会开始，10名“自来红”坐在椅子上，“红外围”坐在地上，10名“狗崽子”站在教室前面，面对“自来红”挨斗。一个“自来红”拿一根长绳子，绕过“自来黑”们的脖子，把她们栓成一串。“自来红”强迫每个挨斗者“交代反动思想”及“父母的罪行”，“交代”完了还必须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有时“自来红”还动手打动脚踢她们，往她们身上洒墨水。

“鬼见愁”在北大附中横行八道。高三的男学生朱彤，因父是“右派份子”而惨遭毒打，并把他关在厕所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屋里遍地是水，水上漂浮着垃圾，一些学生在窗户上嘻嘻哈哈地看他，好像围看动物园里的动物。初一（四）班的女学生万红，父亲是“右派份子”。当班里“红五类”家庭出身的男同学要打她时，她躲进女厕所，哀求高干子弟红卫兵头头彭小蒙同学说：“你见过毛主席，你知道政策，求你告诉他们别打我。”可是，出于对“黑五类”家庭出身同学的“义愤”，彭小蒙还是把万红揪到教室里。斗万红的时候，有同学用皮带抽打她；她被命令站在一张凳子上，有同学恶作剧地突然把凳子抽走，抗她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摔得鼻青脸肿。

“鬼见愁”对联也左右了当时的“大辩论”，即在辩论发言之前，先要自报家庭成分；如果所报的家庭成分属于“黑五类”，会马上被轰下台。因此，当时的“大辩论”舞台，成了“红五类”红卫兵横眉怒目指点山河的专区。

在高呼“鬼见愁”对联“好得很”上，谭力夫脱颖而出，成了捍卫贵族纯“血统论”的骁将。

谭力夫何许人也？这位当时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学生，是前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公子。其父虽已过世四年，但在贵族大院内外，谭力夫与贵族们的血脉息息相通。周恩来对其家关爱有加；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中央党校的校长林枫等，都是他家庭座上常客；据传，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是他的干爹；在贵族大院和学校里，他还与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贵族子女交往甚密，堪为好友。三十年后，已挤身于高级干部的谭力夫，以谭斌名子出了几本书，自誉“一身正气”和“两袖清风”。这位“一身正气”的谭立夫，于1966年6月，在以杜万荣为首的工作组支持下，在工大成立了红卫兵造反组织，被任命为红卫兵总队长，同当时的工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高干子弟刘京(据说是现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合作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工大300多师生打成“黑帮”和“右派”，出尽了风头。当发现有些红卫兵向共产党老干部造反时，特别发现“黑五类”子女们蠢蠢欲动时，敏锐地意识到右派要翻天，贵族子女的“责任感”使他突发了只许贵族革命不许别人造反的决心。见到“鬼见愁”对联后，8月12日便与刘京合写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这幅对联的内容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他们说：

这幅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

我们过去的实践证明了出身好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左派，而大多数出身不好的是愿意革命的而且是可以革命的，但是，他们真正背叛了家庭的，确实不多！

我们的想法，如果有一些道理，那么就可以被提炼为政策……

8月20日，谭力夫在学校举行的集会上发表讲话。这篇数十分钟的讲话，又引起了震动，使他成了全北京市乃至全国的知名人物。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到处在流传谭力夫的讲话。在谭力夫的这篇讲话中，充斥着“只许我革命，不许人造反”的骄横和霸气。在抨击各种对“鬼见愁”指责的同时，他说：

我爱讲老实话。有的人不爱讲老实话：“老子反动儿混蛋”。

我看只有工农革干子弟有这个胆量，有这个本事，你们谁敢？看来还是“老子英雄儿好汉”。

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

我是要革命的。要革命的过来，不革命的滚蛋！

对黑七类子女要七斗、八斗，斗得他背叛了家庭，然后才可能团结。

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谭力夫的破口大骂，骂出了他的“一身正气”，骂出了他未来的飞黄腾达。

1966年10月，谭政文生前腐化堕落问题被人揭发，谭立夫已跌到“黑七类”家庭出身的边缘。而此时，陈伯达代表中共批判“血统论”的报告已广为传播，谭立夫由是失宠，当年被捕入狱。周恩来的态度耐心寻味。1966年11月15日，他在接见天津大学等院校红卫兵代表时说：“象谭力夫的发言，那就是错误的，六，七月里可以，到九月、十月再偏激就不应该了。”1967年5月29日，经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多次交涉，谭力夫被释放出狱。被恩准出狱的谭立夫，摇一身变，成了军官，旋即遁形于部队之中。文革后，已更名谭斌的谭立夫，以文革“受害人”的身份，著书立说，踏入青云直上的官僚坦途，先后担当文化部办公厅主任和故宫博物馆党委书记等要职。——这些都是后话。

正当贵族红卫兵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高呼“鬼见愁”的口号，挥舞铜头皮带杀向全社会，使中国血流遍地、哭声震天的时候，正当谭立夫为“血统论”推波助澜肆意诋毁和迫害“黑五类”子女的时候，一位年仅二十二岁的青年工人遇罗克，拍桌而起，投笔长篇论文《出身论》，对反人权的“血统论”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判。

在《出身论》中，人权先驱遇罗克写道∶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

《出身论》认为，一个人的成长，社会影响远远超过家庭影响。如“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为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娘胎里决定不了”。因此，“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遇罗克提出：应努力“填平这人为的鸿沟”。

在《出身论》中，遇罗克抨击了刘、邓右派集团工作组的极“左”面孔：

工作队当政时期，又以极“左”的面目抹杀了阶级路线。在对待出身问题上，与修正主义集团可以称得上是一丘之貉。因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破坏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种种手段，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种种措施，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

《出身论》还从政治学、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高度批判了“血统论”；批判中引用了许多毛泽东说过的话，作为立论的论据。《出身论》1966年9月定稿。原《中学文革报》在发表《出身论》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

反动的唯出身论，从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哲学垃圾堆里寻得理论上的根据，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妄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伪装的特权阶层，以至反动的种姓制度，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是反动的唯出身论，使一部分青年学生背上了“自来红”的大包袱，自以为老子是天生的革命者，其结果正成了修正主义苗子。是反动的唯出身论，迫使另一部分青年学生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使他们甘居中游，使他们放弃对国家的前途、世界的前途应尽的责任。

文章一问世，就赢得千百万人的深切同情和强烈支持，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在到处传播遇罗克的文章。一时间，遇罗克成了当时中国被污辱、损害的最底层人的代言人，

“血统论”能够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与贵族子弟们当然革命、当然接班的思潮有关，但长期以来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路线”，则是这种思潮发生、发展和肆虐的根本原因。例如：提干要填出身，查三代，只有“根正苗红”者才能得到青睐；在高等学校招生中，成绩优秀出身“黑五类”家庭的子女会被拒之大学校门之外，等等，这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腐朽思想，是毛左派集团政治上走封建社会主义道路的活标。“血统论”一经提出，便大肆流行，其根源就在于此。《出身论》以毛泽东语录立论，是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一种无可奈何的、哭笑不得的、充满历史滑稽的选择！但这可悲的历史幽默，触怒了中共当局，它的鹰犬、中央文革小组笔杆子、大权在握的戚本禹，诬称《出身论》是“反动文章”，一句话，把热血青年遇罗克送上了断头台：1970年3月5日，年仅二十七岁的遇罗克，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罪，枪杀于北京体育场。

一个鼓吹“血统论”，一个批判“血统论”，一个挤身高官，一个死于非命：“一身正气”怡享天年的谭立夫和父母右派倍受歧视的遇罗克，俩人在人格和遭际上的鲜明对比，给中共和毛泽东的人权史写下了无法抹去的最黑暗、最可耻的一页。

“血统论”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为了打倒以刘、邓为首的党内右派，清除他们的社会基础，他借助贵族红卫兵的“血统论”以及他们目空一切的骄横、霸气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大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取得令他欢心鼓舞的“辉煌”战果。但当他按照他的打倒刘、邓战略部署把斗争矛头转向刘、邓右派集团成员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时，他发现，在大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立下汗马大功的高干子弟们，正在利用“血统论”来“保爹保娘”，因此，他决定抛弃贵族红卫兵，谕示中央文革小组批判“血统论”。 ]]> ysrr Sun, 16 Nov 2008 23:59:20 +0800 2008-11-16 23:59:20 http://ysrr.bokewu.com/blog761846.htm
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

“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

“左派学术工作者”要“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很明显，这些话是针对姚文元一伙在批《海瑞罢官》时专横武断、以势压人的恶劣作法而发的，力图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加以约束，引向他们认为的正常学术讨论轨道。

2月5日  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

2月8日，刘少奇派彭真、陆定一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ZD汇报《二月提纲》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容。

此时的毛ZD已派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借助军队的力量，进一步推动批判文艺黑线运动。由于《纪要》尚未出炉，便对《二月提纲》采取模棱两可和含糊其词的态度。他只向彭、陆问了一些问题，并没表示不同意见。在反复无常的领袖面前，聪明一世的彭真和陆定一，竟认为毛泽东同意了。于是，彭真就以中共中央文件把它批转全党。

前面所说的“巧合”，实际上是中共党内左右两派斗争的反映。

当3月17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定稿后，3月28-30日，毛ZD在杭州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分别作了三次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笔者：“五人小组”的正、副组长彭真、陆定一，分别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说他们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笔者：史学家）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笔者：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笔者：分别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付市长、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写作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随着《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公布，毛ZD的“严历批评”也传开来。刹间，文艺界、学术界阴云密布，恶浪滚滚，在指名道姓地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同时，全国各地也像当年抓“小彭德怀”那样，纷纷抓起本省、本市、甚至本县的“三家村黑店”、“燕山黑话”和“反动学术权威”来！

例如，黑龙江省同全国各地一样，也抓出了个“三家村黑店”：他们是哈尔滨话剧院院长刘相和，副院长李默林和王志超三人，批判他们是哈尔滨话剧院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根子，并撤了他们的职。由于嫌他们职位较低，又抓出了个市级“三家村黑店”：他们是中共哈尔滨市委副书记郑依平，哈尔滨市文联主任牛乃文和文化局长章子岗，也是三个人，批判他们是哈尔滨市文化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根子，也撤了他们的职。黑龙江省一些县里，也抓出了“三家村黑店”。当年，笔者在黑龙江省密山县边境上的一个农村公社里，曾参加过一次“愤怒声讨‘三家村黑店’大会”。会后，我问当地一位颇有文化的农民知不知道《三家村》时，他说：“我没去过！”

在当时的党政领导看来，只有同时批判和打倒三个人，才能叫“三家村黑店”，才算与中央保持一致！毛泽东式批判在夺权前，已经荒谬到了可笑、可怖、可悲又可咒的地步！

1965年3月2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党内右派领袖总书记邓小平无可耐何地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 他要求“赶快刹车”。但一个摇摇欲坠自身难保的总书记，谁听他的？

从1963年5月6日江青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起，到1965年11月10日姚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到1966年3月30日毛点名批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止，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丧钟已被敲响，从“文化革命”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向党内右派集团夺权的舆论准备已经完成。于是，毛泽东便吹响了向党内右派集团全面夺权进军号！

]]> ysrr Sat, 15 Nov 2008 10:33:03 +0800 2008-11-15 10:33:03 http://ysrr.bokewu.com/blog761840.htm
林彪的态度呢？他在《林彪日记》中写道：

“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婆娘(笔者:指江青)要到部队插手文艺，要从文艺上作政治突破口，借用军队力量，搞政治权力斗争。

“毛对婆娘到部队事，很著急，又来电话说，江青要来拜访我，要我安排她到部队体验生活。玩什么花招，体验什么生活？是接圣旨搞政治斗争。萧华就是很反感这个婆娘到部队，打了两次招呼，还顶著。” （笔者:萧华为此付出了代价）

但江青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的要求，还是得到了林彪的首肯。

根据林彪的安排，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指派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江青的座谈会，秘书刘景涛、《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黎明，作为随员一同前往。

2月2日上午，刘志坚等一行6人乘机飞到上海。下午5点钟，江青召集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人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见面并谈话，张春桥也在座。座谈会尚未正式开场，江青就宣布约法三章：“不准记录，不准外传，不准让北京知道”。

座谈会的开始江青向与会者介绍她的简历，说她是山东诸城人，在延安时当协理员，进了北京怎样给主席当“文艺哨兵”。她常“戴着大口罩到戏院看戏”作调查研究，“发现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我们舞台，一塌糊涂”。她就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主席，于是“才有了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她说，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现在已24年了，就是推不下去，文艺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舞台，主席多次批评，他们就是不听，“文艺界基本上不听主席的，听周扬、林默涵、夏衍这些人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了很久，想通了，这是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建国17年来他们一直在专我们的政。”这实际上是为座谈会和后来的《纪要》定了调子。江青讲话后，晚上同与会者一起看电影《逆风千里》。

据悉，在18天所谓座谈中，先后看了30多部电影和3场戏，个别交谈8次，集体座谈4次。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她想起什么就谈什么，不让别人插话。她看电影的时候，看一部就否定一部，她指责这些电影：有的是不写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的是美化敌人，歌颂叛徒的；有的是丑化劳动人民和人民军队的；有的是颂扬战争苦难，宣扬和平主义；有的专写谈情说爱、低级趣味；有的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有的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又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种悲剧的结局；有的则是为活着的人树碑立传，等等。看了几十部电影，她“没有一部满意”。这样，原本由部队几个人参加的座谈会，实际上变成了看电影和聆听江青训话的“一人论坛”。

2月19日座谈会结束，刘志坚等追忆江青多次谈话内容，理出了个头绪，写成了向总政党委汇报的文件：《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不料，江青看到这个《纪要》后，很不满意。她的秘书电话通知已回京的刘志坚说，《纪要》“歪曲了她的本意”，要总政“不要传达，不要下发”。电话里还说，江青“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来参加修改”，并要刘志坚派人来上海参加修改。

总政派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乘机飞上海参加修改。

陈伯达不愧为理论家，谈了两点很有水平的意见：

第一，“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笔者：十七年指1949--1966年），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笔者：中共党史中结论王明是“左”倾机会主义，此处竟把他说成右倾机会主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第二，“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江青听后高兴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就不好过了!”

修改稿在“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的后边，增写了很多座谈会根本没有提及到甚至没有想到的内容，其主要是：

“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

“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30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30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

显然，这是陈伯达把对“文艺黑线专政”的批判，上升到理论高度。

同时，根据陈伯达的意见，修改稿还增写了江青亲自抓样板戏的内容。

两位大秀才为江青捉刀，前前后后改了八稿，内容从最初的三千多字增至一万多字。

此时的这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已经由江青的“一人论坛”，变成江青、陈伯达和张春桥“三人论坛”。

毛ZD对《纪要》极为重视，在江、陈、张的修改过程中，他在审阅中曾先后作过三次修改。毛ZD三次对《纪要》的修改，都是非常认真、字斟句酌的。他不但肯定建国以来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还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同时还增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此外，他还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毛泽东在这里首次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概念，很快“文化革命”就演变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到此，“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江、陈、张“三人论坛”，已经变成毛、江、陈、张“四人论坛”。

最后，未经林彪同意，毛泽东就在《纪要》原来的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标题就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从而使江青的名字名正言顺又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央文件上。

这是典型的毛式政治造假：在少量真货中，掺入大量假冒产品，用以达到以假乱真兜售其奸的目的！

这是典型的毛式领导艺术：以诡秘取代阳光，以武断统一思想，以权力强奸民意，从而体现领袖的天才、英明、和正大！

这种政治造假和领导艺术，其典型示范作用之大之强，远非《纪要》本身所能比拟！

既然伟大领袖已经御批“林彪同志委托”六字，林彪无话可说，只有认可。《纪要》很快履行完批准程序，以中共中央中发(66)211号的红头文件，于1966年4月10日下达全党，通告全国。

“偶而露峥嵘”的江青，正式甩掉了“不得参加政治活动”金箍咒，昂首阔步跨进中共中央决策高层。

]]> ysrr Sat, 15 Nov 2008 10:16:12 +0800 2008-11-15 10:16:12 http://ysrr.bokewu.com/blog760453.htm
新的考验很快摆到阎红彦面前。1966年10月9日至28日，阎红彦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被江青、陈伯达召集去揭发邓小平的问题。会上，谢富治揭发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犯有逃跑主义的罪行。生性过“刚”的阎红彦，本来就看不惯谢富治的德行，他立即站起来反驳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他又问原三纵作战部长赵增益（时任昆明市委第一书记）：“你知道不知道？”回答是“不知道”。反驳弄得江青、陈伯达和谢富治都涨红了脸，会议因此不欢而散。不幸的是，在当“革命派”还是当“走资派”的考验上，他没有能像谢富治那样识时务地按毛、江所指进行检举揭发，没有能像谢富治那样积极争当“革命派”，因而便不由自主地堕入“走资派”泥潭，并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当阎红彦堕入“走资派”泥潭后，本来形势十分严峻的云南，造反派理直气壮地冲击并占据了省委办公楼，抄了阎红彦的家，迫使他无法履行职责。

为了对付混乱局面，支持阎红彦工作，昆明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做出决议：“保护阎政委”。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责成副司令员王银山负责阎红彦的安全，并把他家安排到云南省军区警卫团驻地小麦峪。

11月，年近六十的阎红彦受到了严重冲击，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甚至有时从早晨８时斗到晚上８时，不能吃一点东西，没有喝一口水。

中旬的一天，江青在北京召开大会，指责“昆明文化大革命还是死水一潭”、“局面没有打开”、“保皇派还在保护走资派掌权”、“要求中央文革增派力量，赶赴昆明，彻底扭转局势”。此时，不识时务的阎红彦，已被毛、江中央正式列入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名单。于是，北京街头出现了“炮轰阎红彦”的大标语、大字报。受到支持的昆明造反派扬言：“哪里抓到阎红彦，就地处决。”

1967年1月4日，云南省造反派头目黄兆麒准备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勒令阎红彦到会接受批斗。由于找不到阎红彦，造反派报告了他们的后台“中央文革”。１月８日凌晨１时，“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通了正在小麦峪的阎红彦的电话。电话里陈伯达对阎红彦咆哮说：

“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本来就看不起“阉宦”陈伯达的阎红彦，反唇相骂道：“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圣旨在身的陈伯达大骂阎红彦“顽固”，他说：“中央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写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陈伯达说罢，挂断了电话。

陈伯达的指责，让激动的阎红彦无法入睡。他来到隔壁房间，对云南省长周兴说：“我要进城，去见那些造反派！”清晨４点多，造反派得知阎红彦在小麦峪的消息后，急匆匆乘车从昆明赶来揪斗。阎红彦的秘书曹贤桢马上去报告阎红彦，但阎红彦却躺在那里没有反应。曹贤桢大声喊他，还是没有回应。开灯一看，才发现阎红彦已经去世。阎红彦在临终前，愤然写下了一张字条：“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事后才查明，阎红彦是吞服了几十片眠尔通而死的。

阎红彦是谁逼死的？真正的凶手是谁？按中共最标准、最权威的答案是被“林彪、四人帮”害死的：中央文革把阎列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名单，授权昆明造反派宣布他是“走资派”，阎红彦死后，又下令不准开追悼会等等行动，就足以证明。

但在笔者看来，那个“最标准、最权威的答案”，恰恰是中共最不愿反思、最不愿忏悔的表现。

当阎红彦的死讯传到毛泽东耳朵里时，当谭震林等大闹怀仁堂的纪录其中包括为阎抱打不平的“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的记录传到毛泽东眼前时，毛有什么反应？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所谓的“无产阶级震怒”,大骂谭震林等人:“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而对阎红彦的自杀未表丝毫哀悼或惋惜之情。从毛泽东冷若冰霜的态度上来看，阎红彦之死是咎由自取。

显然，逼死阎红彦的真正凶手不是别人，正是对阎红彦的死冷若冰霜的毛泽东。那么，为什么阎本人说是“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呢？在株连成风的毛泽东独裁下，任何公开直接反毛者，都会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此，为了抗毛，把反对的矛头对准毛的打手，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良策，也是保护妻儿亲友不受肆虐的最好选择！

从历史看，阎红彦是个不得不向毛泽东低头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对毛的怨气由来已久，而这种积怨，最终使他走向毁灭！

在延安时代开始，中共内部就产生了井冈山派和宝塔山（延安城东南）派的分野：前者以井冈山败逃到陕北的精英为代表，他们认为他们是革命的中流砥柱；后者以陕北土生土长的领袖为核心，其中包括阎红彦，他们则认为他们拯救了党中央。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在利益和权力分配上的不同诉求。

众所周知，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被迫从瑞金出发，率领八万六千多中央红军，离开了经营多年的已被国民党军荡平了的井冈山湘赣根据地，开始了死伤惨重前途未卜的漫漫遁途。1935年10月，毛泽东和他的党中央、中央红军，几经险阻，到陕北吴起镇时，只剩下不足8000人。因此，在宝塔山派看来，没有他们的庇护，井冈山派难逃灭顶之灾。但毛泽东并不看重他们，而仅仅想利用他们。为了站稳脚跟，权谋大师毛泽东依托和利用中共中央的权势，对宝塔山派玩了个“捉放曹”的闹剧，摇身一变，成了宝塔山派领军人物刘志丹、习仲勋、贾拓夫等人的救命大恩人，初步稳住了宝塔山派的军心。但不久，宝塔山派内发出了要毛泽东另辟根据地的呼声。震惊之余，权谋大师又耍了个借刀计，让潜在的对手刘志丹和他的亲信杨琪、杨森等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光荣牺牲”。(据说，刘志丹是被从背后开枪的人击毙的。)为了控制住流痞成性的陕北红军，权谋大师又来了个换头术，把比较听话的、善于投机钻营而流氓成性的大麻子高岗扶植起来，让他当了中央西北局书记，成了群龙无首的陕北红军新头领。扶植高岗，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延安刘志丹派在利益和权力上的诉求，从而使毛泽东和他的党中央、中央红军在陕北站稳了脚跟。

此时，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阎红彦，刚从苏联返回陕北，手中已无兵权，但对重用高岗很反感！在阎红彦看来，作为刘志丹副手的高岗，同刘志丹一样不是革命者，而是一帮土匪，他们不能代表宝塔山派。在陕北，他们打家劫舍，到处“抢东西，抢女人，吸大烟，打仗时拿毛驴驮着女人一块跑”，对此，在三甲塬整顿时，阎就清洗过他们军中的地痞、流氓300多人，还开除了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因此，阎红彦认为，只有已病逝的谢子长和他本人，才是陕北根据地的开创者，只有他和他的追随着们，则应代表宝塔山派获得权力。可惜毛泽东没有看重他，甚至有意压着他，使他耿耿于怀。

陕北根据地开创者之间的恩恩怨怨，只有等档案解密后由史学家们去了结。从流传的资料看来，阎红彦确有过高估价自己的地方，至少性格刚而少柔，缺乏政治家应具备的钻营手腕。

1964年12月２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说：“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毛的一语道破了红军时代的天机。有人这样描述红军时代：“闹红军时，我不到十岁，我家院子就是关押土豪的地方，几十个，哪有那么多土豪？有三两户地主早逃到城里去了，还能等他们来打？谁富裕一点，谁就成了土豪。小工商业全毁了。灌辣椒水，上老虎凳，吓得我夜里尽做恶梦。”没钱花了便抓人，叫人家拿洋钱赎人，一手交银元，一手放人，不拿钱，撕票：这不叫“绑票”，叫“打土豪”！没饭吃了，便拿着枪去“借”粮，还装模作样地打个借条什么的：面对带枪者，你敢不“借”？大官们可以随军带着“妻妾”，随时发泄，逃跑也不忘用驴驮着她们跑。在井冈山，没有陕北人那么土气，她们可以穿上军服，扎上皮带，挎上手枪，俨然一名战士，不叫“压xx人”，叫秘书，或升级叫秘书兼妻子。小官呢？当兵呢？他们不抢xx咋发泄？“迎闯王，不纳粮！”至今还被某些专家、教授津津乐道。“不纳粮”千军万马吃什么？但这种胡说八道却大有市场。阎红彦想用土匪、流氓等罪名告倒高岗，是告错了地方。

不可否认，革命者也有另一面。当懂得“水可载舟，亦能覆舟”道理后，他们也能自我约束，即在裸露魔鬼一面的同时，也不忘张扬天使一面；两张脸皮的变换，随政治、军事需要的变化而飘忽。于是，“奸一民女，如奸我母”被闯王叫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和“不准调戏妇女”等较有人性的条款便被毛泽东唱了出来，——这就是所谓“放下td，立地cf”！如今，在“主旋律”作用下，经过一代接一代作家们的努力 ，“高大全”的“佛面”被塑造出来，擦掉x污的t刀，装饰成“gm文物”！由此可见，在革命洪流中游击的阎红彦，很可能也有两张脸皮表演；他把刘、高说成土匪，似有五十步笑百步之嫌。

到1942年，机会来了。在10月召开总结陕甘宁边区历史经验的高干会议前，高岗主动与阎红彦修好，被阎拒绝。阎不为名利许愿所动，严词以对：“你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知道。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队成立后，你只是三支队二大队的政委，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那时候你没有负责任。在临镇战斗中，你火线上当了逃兵，大家都很气愤。队委会决定开除你的党籍，并下令通缉。按当时游击队的纪律，叛逃者抓回来是要枪毙的。后来你回来了，编造了一套谎言。当时，我任游击队总指挥，考虑到你是自己回来的，给你留党察看的处分。刘志丹要你立功赎罪，队委会决定让你到一个游击小组去当战士。”得到毛泽东宠信的高岗恼羞成怒，倒打一耙，说阎红彦对他“造谣、陷害”，“有野心”。对阎、高之争，毛泽东很快以党中央的名义表了态：“刘志丹、高岗是正确路线。”阎红彦败下阵来，还挨了整，自然又憋了一肚子气。

1945年，阎红彦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共 “七大”会议，对大会选举高岗为中央委员并进入政治局表示不满。会后，他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了高岗问题，提出了高岗伪造历史，临阵脱逃，品质不好，诡计多端，不可信赖，望中央注意和要求记录存档的“几条意见”。记录存了档，但“几条意见”没被采纳。在同年7月，在召开的第二次解决西北历史问题，即解决刘、阎分争（实为高、阎分争）的会议上，阎红彦受到了批判。康生代表党中央宣布：“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得胜后的高岗对人说：“我原来要阎红彦当边区保安司令，因为他和我闹别扭，没让他当。” 阎红彦又一次败阵。

陕北刘、阎之争或称高、阎之争，使毛泽东坐收渔翁之利：即可以淡化“陕北救了党中决”的不逊之议，还可顺以分而治之的策略强化对宝塔山派的监控，从而进一步巩固井冈山派的主导地位。历史就这样为毛泽东制造和积累了“伟光正”的条件。

1954年，又一次机会给了阎红彦：高岗因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被毛泽东打成高饶反党集团，他那强奸、诱奸、玩弄一百多女性的流氓丑闻也被揭了出来，迫使高岗自杀了结。但高岗的倒台并没有给阎红彦带来升迁的机会，还在副省级上徘徊。令他困惑的是，高岗党羽习仲勋、贾拓夫在高倒台后，都在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还在国务院担任副总理级和部长级的高职，而他本人仅免强进入后补中央委员序列，外放当了个副省级的四川省辖重庆市委第一书记。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阎红彦叫到身边，向他公开道歉说：“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把你冤枉了十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又说：“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 此时的阎红彦己经看透了毛泽东的计谋，对毛的道歉已经没有兴趣。

1959年8月，阎红彦被任命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开始独挡一面。也许是长期压抑的结果，使他良心再现，天使一面张扬起来，但握有重权的“封疆大吏”，他不得不执行毛泽东制定的政策。在三年饥馑中，由于他和他的前任或被迫或忠实地执行了毛的政策，使浮肿病蔓延，饿殍环生，从而使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动荡不安，13万多边民纷纷越境外逃。他在调查时发现，“三面红旗”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罄竹难书，特别在澜沧江山区，看到一个老太婆为了吃一屯饭，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时滚了一身泥，他动情了，良心使他对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政策产生了恶感。 1961年5月9日，他不顾朋友和助手们的劝阻，冲着彭德怀写信批评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而被打倒的教训上书，公然批评毛的人民公社政策，大胆提出了他的意见：社队规格“该小就小”，甚至“可以包产到户”；“办不办公共食堂，还是根据群众自愿，不能有任何勉强”；“耕牛、大牲畜归生产队所有”等等。这些公然同毛泽东“一大二公”相对立的意见，是抗上犯忌的，不仅自己会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会株连众多他人。他的上书，着实让朋友和助手们为他、也为自己揑了一把汗。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接受了他的意见，批示说“此信写得很好”，并发文要各地“参考”。

可惜，阎红彦不懂权谋大师“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以为毛接受批评，竟大胆作为起来。

1961年６月16日至７月16日，他在昆明西山召开的云南省委工作会议上说：“你们说公比私好，大比小好，我看现在办不到就不好；集体比个体进步？公有比私有进步？我看不能促进生产就不进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后，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他对邓小平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不符合实际，说：“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他大胆地主张：“该集体的坚持集体，该单干的坚持单干。”“该集体不集体是路线问题；不该集体你硬集体也是路线问题。”“按空气办事是危险的”。1962年12月21日，他在中共云南省委批转的省委宣传部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中，公开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明确主张从云南的实际出发，“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力上去，这是广大群众的根本要求”。在他的主持下，云南省委制定了‘照顾大局，服从稳定’的边疆工作方针，制定和贯彻了一系列比较适合边疆民族地区具体情况的政策。经过通盘调整以后，云南省政治和生产形势有了好转，出现了国民经济比较协调的发展景象。1966年，粮食总产量比1960年增加三成，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猪平均每户2.01头，占全国第一位，边民外逃也得了控制。阎的这些较为开明的政策，应视为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先声。人们称这个时期是云南的黄金时期，阎红彦被赞誉为“生产书记”。　

创造了云南的黄金时期的“生产书记”阎红彦，引起了毛泽东的反感。他针对阎的“该单干的坚持单干”和“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言论和“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力上去”作法提出了严厉批评：“这是大胆地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地主观主义的求证。”阎红彦面临受惩处的危险。

有人说性格决是一切。刚而乏柔的阎红彦，没有悬崖勒马，没有低头认错，反而固执地坚持他的对抗。1966年4月，阎红彦明确倡导“突出政治要落实在业务上，落实在生产、生活上”，又公开与林彪的“四个第一”和“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叫阵。于是，毛泽东和毛的意志执行者“中央文革小组”，便把他打入走资派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名单中，他最后走向自杀的命运，为势所必然！

]]> ysrr Tue, 11 Nov 2008 11:44:42 +0800 2008-11-11 11:44:42 http://ysrr.bokewu.com/blog757368.htm
中国自由主义大师胡适先生，并不认同毛ZD的说教。他说：“你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他认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来的。”他申明：“我们是爱自由的人，我们要我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他信奉新闻自由。卅年代，他在《独立评论》上写道：“……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而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他信奉信仰自由。他说：“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受外力限制,就是宗教信仰自由。”

他推崇古代的自由主义精神。他认为，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全世界最早的自由主义。

自由和民主不可分。胡适在谈自由主义时，必然论及民主。他认为：“我们古代也曾有‘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主思想。” “但是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他认为，民主生活的本质“是个人主义的”，民主传统“是由一般爱好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联手创造的。”虽然台湾国民党人，批评他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共匪的帮凶”，他仍建议台湾国民党当局“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将“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三四个同源而独立的政党，略如近年立法院内的派系分野。”他还建议蒋介石：“一国的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

他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和平改革。他说：“我要很诚恳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澈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 ……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

在哲学上，他是个实验主义者，提倡“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

笔者愚见：自由主义是爱国主义的基础；集体主义往往被独裁者独霸，成了御用的镇压异己者的理论根据。因此，美国开国元勋、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大思想家富兰克林警告说：“那里有自由，那里才是我的祖国。”经过文艺復兴“洗礼”的欧洲人，他们对自由也情有独钟。一个叫裴多菲的诗人就大声唱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令人哀叹的是，饱受“集体主义”熏染的中国人，在信息封闭、个性压抑的环境里，大多数人很难接受这种“异端邪说”的自由主义。

五十年代，在毛ZD的直接推动下，大陆掀起批判胡适思想的高潮，并出版了近两百万字、共八大册的《胡适思想批判》专集。在集子里，御用精英们破口大骂胡适是“在文化上是骗子兼恶棍，在政治上是流氓兼奴才” ，是“‘一吓、二诈、三丢手’的流氓本事” ，比比皆是。

胡适（1891一1962），名胡洪，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学者。1910年留学美国,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著有《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 等。1962年在台北突发心脏病去世。

]]> ysrr Sat, 1 Nov 2008 23:52:29 +0800 2008-11-01 23:52:29 http://ysrr.bokewu.com/blog757366.htm
——纪念“XX”八十一周年

作者: 一介匹夫——始发于2002.3.17

毫无疑问，MZD是天才，是个天才的政治阴谋家和军事策略家;也毫无疑问，MZD经济上是个蠢才，近乎白痴。他的天才给中国带来的不是福，而是祸; 他的蠢才，给中国带来的是空前的大灾难！

一、ZG曾依附于苏俄帝国主义。ZG成立之初是个附庸党。它不仅接受前苏联大量卢布，组织上接受前苏联共产国际特派人员（如鲍罗廷、马林、李德等）的直接领导，而且当时的ZG政要，许多都是经过前苏联训练或派遣的特工，MZD就是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之一。

二、引进马列主义。不应拒绝引进先进思想或主义，但马列主义不是什么先进主义，尽管它的存在对净化和完善资本主义有一定意义。当马克思主义变成马列主义时，这个主义已经从乌托邦蜕变成独裁主义。当中国刚刚摆脱封建王朝的羁绊向共和制艰难迈进的时候，MZD和他的同夥接受前苏联输入的这种主义，使中国的封建专制以打着民主反民主的旗号大发展起来，刚刚起步的科学和民主事业也因而发生了大逆转！

三、北伐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实际上是一场政府与外国代理人之间的战争。国民政府通往“宪政”道路上的“军政”政策，受到了外国人的干预。支持内战的不仅有日本人，也有英、法等国人，而ZG则是前苏联在中国的代表。MZD的天才拯救了红军，使它在陕北得以喘息，并站稳了脚根。

四、抗日战争中，MZD打着爱国旗号搞卖国。当是时，北有日本支持的“冀东自治政府”，南有前苏联为后盾的“瑞金苏维埃”，且军阀割据，战火不断，迫使蒋介石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M的天才使他成功地抓住了蒋介石这一政策上的漏洞，以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手法，达到了褒共贬蒋的宣传目的。但在实战中，他消极抗战，甚至坐山观虎斗，以保存和壮大实力，待将来与蒋决战。ZG不乏爱国将领（如彭德怀），因积极抗日（百团大战）而备受M的指责。MZD消极打鬼子，鬼子心领神会，以大军压蒋，发动了数十次大规模的战役，使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从而给ZG创造了大发展的良机。在抗日战争中，ZG军事主力从三万多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相当于国民党军队的三分之一，但毙伤鬼子兵不及国民党兵的三十分之一！二十多年后，MZD在会见日本首相田中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无耻地赞美侵略者说：“皇军有功！”今天，M的阴魂不散，他的信徒精英们，利用M遗传的面壁虚构和巧言令色的密术，继续传扬M的“摘桃”谎言，力图使人相信，八年抗战的胜利是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和铁道游击战的胜利，千方百计回避和抹煞这一历史事实：国民政府其军队消灭了六十多万鬼子兵，并与美、英、苏、法结成同盟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成为五大强国之一，从而顺理成章地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五、四年内战是美苏两大集团支持下的代理人战争。这场不义战争，以数百万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并由此确立了社会主义阵营以苏俄帝国主义为霸主的地位。如果说已蜕变为独裁者的蒋介石是一条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个帝国主义没占我一寸领土），那么，即将变为独裁者的MZD呢？历史己经证明，当时他认敌为友，把霸占我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武力逼蒙独立、屠杀我数万同胞的苏俄帝国主义拜为领袖推为霸主，因此，他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苏俄帝国主义走狗！

六、抗美援朝战争是MZD决定的最大一次祸国战争。二战后，美苏争霸的格局已经形成。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在亚洲是保卫日本和维持各国边界现状。苏俄的战略重点也在欧洲。为了控制中国，同时削弱美国在欧洲力量，斯大林设计了一箭双雕的战略，用刚刚取得内战胜利而好大喜功的MZD去牵制和消耗美国，同时置中国于股掌之中。为此，他命令金日成发动了朝鲜战争，继而出枪出炮（后又要钱）要MZD出兵援朝。美国杜鲁门政府察觉到苏俄的谋图，当他们介入韩战时就责令远东美军不得扩大战争，并撤换了扩战派司令麦克阿瑟，最后以有限的兵力和适当的战术，恢复了战前的平衡，从而保证了他们在欧洲对前苏联的优势力量。在美苏争霸中，MZD中了斯大林奸计，愚蠢而不光彩地充当了他导师的打手。他以五、六十万中华英雄儿女的生命和数十亿美元以及被孤立二十多年的巨大代价出兵朝鲜，为霸主苏俄帝国主义立下了赫赫战功，保卫了金日成父子独裁的家天下！对这场严重损害我国国家利益的不义战争，他竟美其名曰为“保家卫国”！M愚弄中国人的无耻伎俩早已大白于天下，然时至今日，还有那么一些“爱国”精英们，为那场可耻的祸国战争叫好，令人作呕！

七、出卖民族利益，承认蒙古独立。民族自决是现代文明的原则，但蒙古是在苏俄帝国主义刺刀胁迫下“独立”的，与民族自决风牛马不相及。当MZD厚颜无耻地宣布“一边倒”并宣称前苏联为“老大哥”、卑躬屈膝地尊称斯大林为“导师”并自称为“学生”时，卖国贼的嘴脸裸露无余：不顾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蒋介石政府在内）的强烈反对，公然把剌刀胁迫下“独立”的蒙古，说成是“蒙古人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脱离了中国的反动统治”，悍然承认蒙古独立！就是这个“独立”的蒙古，直到九十年代初前苏联解体，才从苏俄帝国主义的卵翼下部份解脱出来。今天，台湾陈水扁政府要承认蒙古独立，被台湾人民骂为“卖国”，那么，当年的MZD呢？同是中国人，我们大陆人不该反省吗？

此外，对于苏俄帝国主义霸占着我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M和他的继承人没有一个打算设法讨回。相比之下，日本各届政府为要求苏俄归还北方领土，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不懈，其精神令人钦佩！(令人痛心的是，为了买飞机与美抗衡，ZGZF已把那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永远卖给了北极熊)

八、残酷的阶级斗争是MZD进行政治统治和迫害的主要手段。对于阶级斗争，MZD说“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从1951年镇反开始，接着便是1951--1952的对知识分子“改造”斗争,1952年的“三反”、“五反”，1953年的批高（高岗）斗饶(铙漱石)，1954年批俞（俞平伯）斗胡（胡风），1955年的肃反，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拔“白旗”，1959年的反彭（彭德怀）黄（黄克诚）张（张闻天）周（周小舟），1960年的反后进，1963--1966年的“四清”，1966--1976年的“文革”以及其间的广西吃人、北京、湖南大屠杀，等等，在和平环境里，他制造了三百多万件冤假错案，数百万人（包括他的同事、战友）都惨死在他的屠刀之下，数十万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数千万人被打、抓、管、关和发配，无辜受株连近两个亿。二十七年间，残酷的阶级斗争使仁义理智信和真善美的中华大地人性泯灭，道德沦丧，假恶丑横行天下，批斗杀甚嚣尘上。如果允许人们把那斑斑血泪写成回忆录的话，全世界纸张必将告罄。M这个歇斯底里的迫害狂和杀人狂，临死前还发疯似地叫嚷：“不斗能行吗？”他那句著名的“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的狂叫，活画出他那副独夫民贼仇视自由、民主和人权的狰狞嘴脸！

九、MZD一意孤行的经济政策，证明他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M在搞政治阴谋和军事策略上是行家里手，经济上则是个蠢才，甚至近乎白痴。内战结束后，国家本应休养生息，但M遵照斯大林的遗训，不顾人民的反对，悍然宣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的“一化三改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等经济政策，和他那些胡说八道的“八字宪法”、“鸡毛能上天”、“工业是拳头”和“农业是屁股”等所谓的经济理论，以及他一意孤行的“思想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反科学的人材观，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大灾难！六0年饿死三千万！广大农民长期在“瓜菜代”的贫苦中煎熬，城市居民在生活资料长期极度匮乏中艰难度日，而他和他的权贵们呢？他们则在“特供”中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八十年代初，据专家们估算，在MZD统治的二十七年中，与同步国家相比，中国落后三十年！（二十七年中，平均12、5%的年增长率，是愚弄中国人的数字权术。）MZD的倒行逆施迫使他的比较开明的继承人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引入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才使得被他搞得焦头烂额濒于崩溃的经济起死回生，从而拯救了Z国G产D！

十、如果说MZD有副卖国贼+祸国贼的特殊嘴脸，莫过于他在“支援世界革命”中的表现了。当我大片国土还沦没于帝国主义手中而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时候，为了争当世界领袖和导师，他不顾国家利益和国情，左右开弓，与美交恶又与苏俄火并，使我国腹背受敌，失去了美苏争霸中的渔翁之利；他还不顾人民的死活，打肿脸充胖子，用大量人民的血汗钱去扶植波尔布特、金日成以及“红色旅”等等一类流氓+刽子手，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谴责；他还以第三世界领袖自居，用数十亿美元为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国“输血”，结果，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友谊，而是战争（越南）和反叛（阿尔巴尼亚），血本无归！

中国出了个MZD，这是我炎黄子孙们的不幸！

中国人民迟早会觉醒起来，彻底清除MZD经过精心包装的卖国+祸国的罪行！ZG在天安门广场上为MZD僵尸建造的魔窟，不久的将来，必将改建成MZD暴政纪念馆，以告慰在其暴政下数千万死难同胞的在天之灵！

我为我炎黄子孙们呼吁：还我自由！还我民主！还我仁爱！还我真善美！

我为我炎黄子孙们祈祷：中华民族将在自由、民主、正义和仁爱中复兴！ ]]> ysrr Sat, 1 Nov 2008 23:50:47 +0800 2008-11-01 23:50:47 http://ysrr.bokewu.com/blog739016.htm
“红八月”期间，一场“保卫首都”大驱逐行动，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约十万北京无辜居民，被遣送、押解、流放到农村受难。当时官方所有“喉舌”，对政府这一有组织、大规模的违宪迫害行动，没有作任何报导，力图把这种迫害行动，消泯在无声无息中。

但中国老百姓在“红八月”半年后，还是从政府的布告里得知了这个令人震惊的、充满血泪的十万大驱逐事件。

1967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发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的布告，时称《三.一八布告》。布告说：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反动派，必须“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把一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和社会渣滓遣送到农村监督劳动，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近几个月来，有些被遣送走的地、富、反、坏、右份子私自返回北京，有的妄图翻案，无理取闹，进行破坏活动，扰乱社会秩序。为了加强对敌人的专政，维护首都的革命秩序，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特颁发“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希一律遵照执行。

布告命令被遣送走又“私自返回北京”的人：必须立即离京，违者有革命群众组织和公安机关强制遣送，无理取闹和有破坏活动的，根据情节依法处理。

这个布告列出十类被遣送的人员如下：

（一）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份子（包括摘了帽子后表现不好的）。

（二）查有实据漏划的地富反坏份子。

（三）表现不好的敌伪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份子；

（四）表现不好的反动会道门中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

（五）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

（七）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和解除管制后表现不好的份子；

（八）贪污盗窃份子，投机倒把份子；

（九）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份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

（十）有流氓、盗窃、犯罪行为，屡教不改的份子。

从布告行文可以看出驱赶对象的范围，不仅包括了传统上的“阶级敌人”即“黑五类”，还包括原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资本家、“摘帽右派”和他们的“家属”等，即“黑六类”及其亲属，而当时大量存在的“小业主”，原属“人民”范围的小资产阶级，在大驱逐中，都被升级为“资本家”加以驱逐。在布告里，“表现不好”同“牛鬼蛇神”一样，是个界线含糊、弹性很大的概念，这种可以随政治标的的变化任意伸缩的模糊概念，使中共掌门人和权贵们握有生杀大权。

这个布告公然以政府名义，确认了非法、野蛮、大规模“奸污”宪法的驱赶的“合法”性！而“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则再次暴露他们了的欺骗、虚弱和无耻！

“红八月”大驱赶行动,早在1962年就开始安排。当时的北京市市委书记、市长彭真就公开讲过，要把北京市的居民阶级成份净化成“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所谓“成份不好”的居民全部赶出北京。由于有MZD亲自起草和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和“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规定，他们暂时没找到驱逐的借口，因而暂时没能付诸实施。

《五.一六通知》发布前夕，MZD发出了“保卫首都”的“最高指示”指示。周XX闻风而动，立刻提出“成立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付组长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的意见书，经MZD批准后立即实施。这个工作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首都安全”的措施，其中包括制定了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驱逐“成份不好”居民的长期计划。但也因有碍于MZD《宪法》的有关规定，苦于找不到适当“理由”作借口，迫使计划处于“观望”中。

8月23日，MZD发布了“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的“最高指示”后，“红色恐怖”已经形成，给驱逐计划的实施创造了必要条件。老谋深算的周XX，为了保护党内右派中的朋友和实现他的大规模驱逐计划，他采用了与毛同样的“借刀”计——利用红卫兵。

据信，在中央文革、“首都工作组”的指使、纵容下，水利电力部北京勘测设计院东方红战斗组1966年8月23日发出了《最后通牒——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立即滚蛋》的通令， 8月24日“北京四中革命师生”发出的《通令——关于驱逐四类分子的五项命令》传单。通令命令：“一切钻进北京的地、富、反、坏分子必须滚出北京。滚回老家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如不老实，立即镇压。”

这种政出多门的作法，没有得到周XX的支持。8月25日，在周XX的“亲自关怀”下，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发起并成立了以贵族红卫兵为骨干的第一个跨校联合组织——“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周借“西纠”的刀，力图在平衡左派红卫兵的同时，来执行他的大规模驱逐计划。紧接着，一些类似组织迎风成立，如“东纠”（东城区）、“海纠”（海淀区）。

据悉，“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XX的支持者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当时活跃在台上的党内中摇派权贵们的支持。由于周总理的“亲自关怀”，石油工业部为“西纠”安排了两间办公室，装了直通电话，还专门拨了一辆嘎斯69卡车供“西纠”使用，为夜间值班人员提供军大衣，“西纠”的宣言和通令的印刷费用，也全部由石油部报消。国务院秘书长周XX，副秘书长许X和李XX，石油部办公厅副主任宋X，石油部直工部副部长梁X等多名政府要员，都是“西纠”的核心参谋；“西纠”的宣言、诸多通令，大多是经他们的手或起草、或修改、或审定的，而他们的子女，也多是“西纠”的骨干。在MZD“接见”红卫兵时，由于周XX的“关怀”，“西纠”成员“光荣地”承担了天安门上下维持秩序的纠察工作。

1966年8月29日，在核心参谋们的合力下，“西纠”发布了大规模驱逐的“第四号通令”。“第四号通令”的副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其中一节说：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笔者：指标题中的“地、富、反、坏、右、资”六类）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有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给出路就是“滚出北京”。在“红八月”里，“西纠”的这个大规模驱逐令统一了其他红卫兵的通令。由于根子粗后台硬，“西纠”的驱逐令像政府的法令一样有效，各路红卫兵都在警察的帮助下，积极而迅速地用暴力执行之。

在要么被打死、要么“滚出北京”中，那些被中共反复清算过多次的、毫无反抗能力的、战战兢兢做人的“黑五类”弱势人群，以及小业主、资本家和所谓的“牛鬼蛇神”等新增加的弱势群体，都默默而痛苦地选择了“滚出”，忍气吞泪地离开他们久居的、宪法赋予他们“居住和迁徙自由”的北京。

在政府、警察的支持下，北京的红卫兵主持执行了这一大规模的对和平居民的驱逐行动。驱逐行动包括：抄家、没收财产、注销户口、殴打、处理反抗驱逐因而被打死人的尸体，以及把被驱逐者押上火车，有的则直接被红卫兵押解到农村，等等。在北京火车站，为被驱逐者设立了特别入口，由红卫兵把守。很多被驱逐者在车站被遭打，有的被打死。被驱逐者大多数人是通过广安门火车站离开的。为了减轻运输负担，他们的家具都被没收，每人只准带少量的衣服和炊具。

许多北京居民为了躲避红卫兵的暴虐，赶在红卫兵搜查之前，便让阶级成分不好的老人或者亲属逃离北京。在8月下旬至9月约40天，北京市全市有8.5万人在被抄家后，逐出北京。另一说法是，8月13日至9月15日，北京9个城区和近郊区共驱赶7.7万人。还有一说法是，在1966年夏天，北京城区有十万居民被驱逐，约占当时北京市总人口的2%。

北京红卫兵的作法很快传到上海等其他城市。据当时统计，至10月10日止，上海全市已有9,260余人被遣送回乡。广西南宁市数千户居民被当作“四类分子”遣送回原籍监督劳动。又据报导，仅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统计，到10月10日，有2,650人被戴 上“黑五类”的帽子，他与他们的家庭被强行驱赶出齐市。据知情人披露，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的参考资料之四《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上说，全国各城市到10月3日为止，从城市赶走的地、富、反、坏分子141,700名，资本家和房产主11,100名，其他牛鬼蛇神62,300名，上述人员的家属182,300名，赶走人口总数397,400名。此外，据称“破获反革命案件”1,788起，没收黄金118.8万两。

但有学者认为，在“红八月”的大驱逐中，全国至少有50—60万城市弱势人群被驱赶到农村，因而致死估计在万人以上。

据报导，被驱逐的居民中，有很多随子女在北京料理家务、照看孙辈的老人，由红卫兵押送回原籍，其中不少人被剃了光头、“阴阳头”，沿路遭受凌辱、殴打，一些人惨死于遣返途中。比如，1966年8月29日，北京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从北京开往长沙的火车上，就打死了一个老年女人。1966年夏天，有上海人曾在火车站看到从火车上抬下来的多具尸体。在押解中，弱势者究竟死了多少？

又据报导，被驱赶者到农村后，农村也当然把他们当作“专政对象”对待。他们中的一些人，到了农村便遭批斗。如北京农业大学职员何洁夫，他的妻子高吉章是同一所大学的会计。“红八月”期间，他们夫妇同北农大其他67人被强制遣送回乡。何洁夫夫妇和孩子被遣送到广西农村。1967年11月14日，何洁夫在村子里被打死。有许多年老体弱的被驱赶者，居住条件恶劣，又缺吃少穿，他们在贫困、病患和专政三重压抑交攻下，很快就倒毙在农村。驱赶到农村的弱势者，究竟又死了多少？

1966年年底，根据毛泽东宽猛相济、恩威并举的人治战术思想，政府对红卫兵在“红八月”里乱杀乱打的作法进行了限制和“纠偏”，红卫兵打人情形才有所缓和。

在这种形势下，有些在农村挣扎着活了下来的被驱逐者，看到了重回北京的“希望”。他们利用中共昭示的“宽”和“恩”，即所谓“要文斗，不要武斗”、“实事求是”、“落实党的政策”等指示和承诺，到京上访，试图返回北京。《三.一八布告》使他们的“希望”化成泡影。

不唯如此，有些被驱逐者因上访而获新罪。如北师大女附中化学教师胡秀正和时任八中物理教师的丈夫张连元全家被驱逐到农村。被驱逐的理由是：张父是“漏划地主”。全家被驱赶到农村后，对照当年土改政策，他们认为其父在四清运动中被订为“漏划地主”不实，因而上访，也因而获“翻四清运动的案”和“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两项新罪名。胡秀正被逼自杀身亡。在上访中，弱势者因新罪名又死了多少？

周XX的“借刀”计没有完全成功。1967年初，“西纠”等贵族红卫兵组织，被毛派以“保皇派”罪名加以取缔。做为“西纠”的总后台，周XX险些被打倒。“西纠”虽倒，但他的大驱逐“功劳”却被中G肯定，《三.一八布告》就是证明。

MZD说：“人死应开庆祝会”。在档案尘封，拒绝调查的情况下，人们无法知道在大驱逐中死亡的确切人数，无法知道召开“庆祝会”的地点和规模，因而没有机会表达对“庆祝会”愤慨！ ]]> ysrr Thu, 19 Jun 2008 23:47:19 +0800 2008-06-19 23:47:19 http://ysrr.bokewu.com/blog726371.htm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zg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118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

1961年9月庐山会议，通过协商，决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32亿斤。可是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但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3．4％。京、津、沪三大城市面临着粮食脱销的危险，城市粮食脱销的后果不堪设想，MZD心急如焚。

1961年国家用了3．5亿美元（合人民币14亿元）进口粮食，几乎将所有外汇全部用来购买粮食。按这种情况下去，就不能进口其他急需的工业物资。偌大一个农业国家，靠进口粮食吃饭，怎么发展？用邓小平的话说，“永远也翻不了身”。

1961年11月11日，中央召开了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专门落实粮食征购问题。“各中央局书记面面相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问题严重在什么地方？他们心照不宣地指向县委书记一级：1958年批他们右倾保守，是“睁晴瞎子”，看不见农民的积极性，迫使他们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弄得劳民伤材，怨气载道；到了1959年，又把1958年的浮夸风全推到他们身上，他们中许多人被打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1960年大量饿死人，他们中许多人又变成阶级敌人，有的被枪毙，有的见大势不好跳了井；剩下来的只有忍气吞声，反正毛主席和党中央永远正确，谁也不敢说这都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惹的祸。因此，为了保全，他们不得不把“屁股坐在农民方面”来，一听征购粮食就“抵触”，便“反感”。

熟读经史的MZD，精通“宽猛相济”权术。他了解到上述情况后，决定用软的“民主”力克硬的“抵触”。他决定召开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中央工作会议，用民主总结的方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让下面各级干部“出气”，使各项工作（主要是征购）打开一个新局面。在这个会上，他大讲民主的重要性，对过去几年的工作，也做了些自我批评。他说：“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中央共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也做了些自我批评。上行下效，一时间，各级干部都做起自我批评来。自我批评虽然空洞无物，形式主义，但比胡批乱斗心情舒畅得多。

然而，大会也有不谐音符。林彪说：“产生经济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对林彪的讲话，MZD情不自禁呼唤：“讲得好！”并带头为林鼓掌。对此，许多人感到惊讶。

来自刘、邓、彭的声音，与林彪截然不同。刘少奇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苏共总书记）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邓小平强调要发扬党的革命传统，加强民主集中制，影射党内缺乏民主。彭真直截了当地提出：“毛主席也应该作检讨，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在刘、邓、彭的鼓动下，有些地方干部便大胆而委婉地对中央提出了些批评，还提出了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的要求。尽管对中央的批评大都是工作方法上的小事，有意避开了造成灾祸根源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MZD还是非常不满。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会议开得很民主，很成功，便编了一个顺口溜：“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乾一稀(两顿乾饭，一顿稀饭)，马列主义。”会上，MZD饶有风趣地附和那个顺口溜，私下里，他极其不满对亲信们说：“该改成‘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乾一稀，完全放屁！’”

“完全放屁”，MZD彻底否定了他发起的“七千人大会”。

会议刚过去半年，农民们也刚从灾难中喘过一口气，MZD便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严厉批评了“七千人大会”掀起的“单干风”(指包产到户)、“翻案风”（指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和“黑暗风”(即指“七分人祸”的观点)，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自此，“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提法，被“三年自然灾害”谎言取代，刚过半年的“人祸”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全国农民不得不继续在“低标准”、“瓜菜代”中煎熬。

“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民主”之后就是镇压：四年后，第一个遭殃的是主张“毛主席也应该作检讨”的彭真，接着遭殃的是敢讲“七分人祸”的刘少奇。 ]]> ysrr Sun, 18 May 2008 22:56:53 +0800 2008-05-18 22:56:53 http://ysrr.bokewu.com/blog698185.htm
饿殍遍野的“大跃进”，使农民吃尽了苦头，他们与GZD“打土豪分田地”时那种关系已不复存在，埋藏在心底的只有仇恨。以农民运动起家的MZD，深知失去农民意味着什么，这种后果的可怕性在困扰着他。天才的谋略家又拾起了阶级斗争的武器。MZD同刘s奇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拿经济上的“四不清”干部开刀，像当年土改斗地主那样，借以“教育农民”，从而转移对z共的仇恨，重树GZD的绝对权威。

…………

运动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进行，每个生产大队派工作队员30-60名不等。运动开始，首先大规模培训工作队队员。在培训中，把农村描绘成漆黑一团，许多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已经烂掉，有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工作队进村后，首先夺权，原干部一律靠边，等待审查。接着访贫问苦，开展忆苦思甜教育，队员通过扎根串连，重组阶级队伍，为重建农村政权做准备。对干部审查是，先“洗温水澡”，“解放”问题不大的干部，让他们“轻装上阵”，“共同对敌”。对重点审查人物，发动群众揭批。揭发内容包括：贪污、多吃多占、多计工分、欺压和打击报复贫下中农、混线即与四类分子关系不清，等等。

…………

1964－1965年间，笔者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参加过“社教工作队”，搞过两期“四清”（图xx）。省里规定，有问题的人也可以参加“社教”，以便接受改造，笔者便荣幸地当上了社教工作队一个工作组的材料员。在教育和接受改造中，曾目睹过许多场批斗会。其中有一次，批斗的是一个生产队队长。他的“罪行”很多，记得有这样几件“大事”：为了升官发财，他在1958年，“违犯M主席要实事求是的教导”，把亩产小麦320斤，虚夸上报成1020斤，使生产队超交，短了半年粮，群众要他到“病死”的两个老人坟上磕头；在返销粮分配中（统购过头又返销给农民的陈年粮，65年仍在执行），他给四类分子多分，同贫下中农一样多，混线；他自己家也多分了30斤，多占。批斗中，他不服，说他开始报亩产340斤，公社批他右倾，第二次三级干部会议上，他报520斤，县里批他企图“瞒产私分”，他受不了，就索性跟着别人报了1020斤。他还顶撞说：“那时，你当干部试试！”对多给四类分子返销粮，他顶撞说：“他们也是人。”他的顶撞使他吃了不少苦头。他虽然“硬”，但在反复地批斗和打骂捆绑下，他终于软了，承认他自私、混线、犯了罪，“辜负了M主席老人家的教导”。显然，按照伟大领袖的教导，他是本队“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代表。当清查到一个副队长的工分时，出了问题。他原是个“打头”的（领头干活），中农成份，活干得好，后来升副队长。他每年得的工分都是全队最高，1963年高达3900多分。每天记12分，群众评议，当“打头”时可以，当副队长每天应记10分。算来算去，扣掉了他200分。去年生产队收入较好，分值八分，须扣他16块。他一时想不通，竟上了吊。这个意外，把我搞懵了。当时工作队就宣布，他是“畏罪自杀”。一个“反革命复僻”分子死了，正如伟大领袖教导的那样，他的自杀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们来到他家，见到了他的媳妇和三个小孩。小孩子泪汪汪的，媳妇似已没有眼泪，她连连对工作组组长说：“他有罪。”全家五口，只有三床棉被。看着他那个几乎一贫如洗的家，我那颗早已“冷酷”了的心，此刻竟被弄得酸酸地，眼也禁不住有点湿，赶紧转身躲开去。

…………

“四清”中很多人自杀，笔者只见过两起。据报导，北京市郊区通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先后发生自杀70多起，死亡50多人。

全国有多少人死于“四清”？ 据报导，在城市有4,128人致死，在农村有73,432人被打死或自杀。

“四清”在面上只搞了三期，全国大约搞了三分之一的社队。第三期没搞完，便进入了“文化大革命”，“四清”由是结束。 ]]> ysrr Thu, 27 Mar 2008 23:12:25 +0800 2008-03-27 23:12:25 http://ysrr.bokewu.com/blog695212.htm
普天之下，莫非D土；率土之滨，莫非M臣。通俗地说，就是“MD天下。”

MZD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权贵和御用精英们便论证说：这是历史的选择！这是人民的选择！

然而，在1949年前的一百六、七十年前，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他们的人民在战后用选票选择了自由和民主。信奉自由主义的美国，一场整整进行了八年的独立战争结束，领导这场抗击英军的总司令乔治•华盛顿（图02），在胜利后便辞去军职，告别了部队，谢绝了要他当国王的动议，将权力交给了大陆议会。1783年4月19日，在告别仪式上，华盛顿发表一篇简短的讲话：“使我辞职的伟大事业终于发生了，我现在有幸向大陆会议致以真诚的祝贺，并要求他们收回对我的信任，允许我不再为国家服务……长期以来，我一直是按照这个庄严的机构的命令行事的。在向这个庄严的机构亲切告别之际，我在这里交出我的任职令，并结束公职生活中的一切工作。”面对昔日生死与共的战友，他激动不已，泪流满面地径直离去，回到了自已的家乡，过上了平民的生活。他的离去，在一定程度上节制了人类的无限权力欲和占有欲，为结束“打天下，坐天下”的封建嫡传制和废除官员终身制树立了榜样。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诞生后，由于崇高威望和道德力量，平民生活六年之后的他，即1789年4月30日，被人民用选票推上了美国第一任总统宝座。1797年3月3日，当第二届总统任期届满后，他又回到他向往已久的家园弗吉尼亚山庄，再次过上了平民生活。他的隐退又为美国总统任期不超过两届立下了先例，挫败了既得利益集团永占利益和专权分子独霸江山的谋图，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理想。美国人民高呼的不是“华盛顿万岁！”而是“自由万岁！”“民主万岁！”“平等万岁！”至今美国人民还享受着自由宪法给他们带来的硕果。

]]> ysrr Sat, 22 Mar 2008 14:26:18 +0800 2008-03-22 14:26:18 http://ysrr.bokewu.com/blog692619.htm
村干部根据伟大领袖“拔白旗”的教导，对胆敢抗拒命令者，以“白旗”论处：“村干部一声令下，把‘白旗’围起来进行拳打脚踢棍子夯。”

1960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之所以空前，与“社会主义阵地”的公社食堂密不可分。

据报导：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他主持的一个中央会议上还表示：“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 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粮食要分给本人，你愿意吃食堂， 就自愿参加，不愿意可以不参加。”6月底他访问老家韶山冲，当乡亲们明白表示对 吃食堂不满意时，他说“食堂不好可以散嘛”。他前脚离开韶山，后头韶山的公社食堂就散了伙。但过了不到一个月，为了批判彭德怀，他将解散食堂的主张斥为“反社会主义”。(图xx)

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是安徽无为县人。1959年7月初，他回到老家食堂，发现已有不少人饿死，气得斥骂县委书记：“你把人还给我！”他应农民要求，下令解散了无为县几千个食堂。结果，张凯帆被毛泽东指责成“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说他“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用阴谋手段来达其反动的目的”等等，并将张凯帆投入监狱。

《人民日报》为公共食堂描画成仙境：“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可是，河北张家口地区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提着个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

被革职、在贵州劳动改造的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说：“我带着两个小儿女 ，爬过一道山梁，排了长队，才买回一小锅满是清水的豆腐脑……”

1960年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 。农民们告诉他：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敢违抗中央指示，只好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笔者：能说这是“歪嘴和尚念错经”吗？这位有时敢说实话的“封疆大吏”阎书记，文革开始不久便被迫自杀。）

然而，在这种人为造成饥饿的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还在坚守他的“社会主义阵地”。1960年 11月，中共中央根据毛的指示还在向全国发命令：“公共食堂必须办好”，“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

一九六○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之所以空前，与盲目大搞水利建设密不可分。

例如，对甘肃省搞的“ 引洮工程”。毛泽东说：“甘肃洮河引水上山，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广神搞起来的。”该工程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的样板工程 ，规模很大，几百里的渠道，沿线调集十万民工，从1958年一直干到1961年。 结果，饿死、累死、打死了上万民工；工程整个报废，一滴水也没引上山，浪费的金钱难以计数。另有报导说，仅在一九六一年内，全国报废的工程就“折合人民币达一百五十亿元”。

饥饿、死亡与超低标准口粮密不可分。

有人曾这样描写死亡：

“在一九六○年年初的一段时间里，我母亲住的那个村几乎天天有人饿死。饥荒最严重时，每个棒劳力每天的粮食定量是四两（笔者：一斤等于16两，每两32.25克），老人和孩子则是二两，还常常中断，或者被村干部截流贪污。”

“外公的父亲已经快七十岁了，原本身体很硬朗，但每天饥肠辘辘，吃了棉籽后又经常一二十天解不出手来，很快就病卧而倒。没办法，外公只好用手帮他往外抠。揶到一九六○年二月，老人就饿死了。”

“饿死的人快死时的感觉，并非像我们平常人想象的那样充满痛苦。实际上，人要饿死时，初期感觉非常的饥饿，什么都想吃；几天后就进入第二期，人已经感觉麻木了，不太感觉到饿；死亡是突然来临的，那时就是有粮食放在面前，自己也往嘴里送不进去。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听说这类事情：某些人正在好好走着，突然倒下再也站不起来了。饿死人的感觉我母亲亲身经历，至今不能忘怀。”

1961年1月，在安徽凤阳县新县委召开的批判原县委书记的大会上，考城大队农民王家来这样控诉道：“我们大队原有五千多口人，现在只有三千二百口人了。日本鬼子 来了我们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1960年我们哪儿都不能跑。我家六口 人，死掉四口……” 据说在文革中，王家来被批斗后上吊自杀。

《乡村三十年》记载：安徽省凤阳县仅一九六0年春就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六十三起，其中一对夫妇，将亲生的八岁男孩小青勒死煮著吃了。凤阳或许还不算最坏的，在大饥荒中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肃省通渭县，吃人相当普遍。一个公社书记後来对来访的记者说：我家那个村裏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著吃了。她男人从新强回来找女儿，村裏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裏吃过人肉的不少。那时人们饿急了，饿疯了，提著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蹲在那里晒太阳的人，他们中就有一些是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