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凛冽的寒风中，一面面红旗迎风飘扬，农民们全都光着膀子干活，甚至连妇女竟然也光着膀子。……村干部介绍说，这样做是为了“突出干劲”，妇女脱光膀子则可以证明“妇女能顶半边天”。赤裸着上身的妇女和赤裸着上身男人一同挖土石方，穿着棉袄大衣的村干部则站在堤顶，时不时举起右臂高呼：“超英赶美！”赤裸着上身的妇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超英赶美！”村干部又呼：“干！”农妇也呼：“干！”
村干部根据伟大领袖“拔白旗”的教导，对胆敢抗拒命令者，以“白旗”论处：“村干部一声令下，把‘白旗’围起来进行拳打脚踢棍子夯。”
1960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之所以空前，与“社会主义阵地”的公社食堂密不可分。
据报导：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他主持的一个中央会议上还表示：“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 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粮食要分给本人，你愿意吃食堂， 就自愿参加，不愿意可以不参加。”6月底他访问老家韶山冲，当乡亲们明白表示对 吃食堂不满意时，他说“食堂不好可以散嘛”。他前脚离开韶山，后头韶山的公社食堂就散了伙。但过了不到一个月，为了批判彭德怀，他将解散食堂的主张斥为“反社会主义”。(图xx)
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是安徽无为县人。1959年7月初，他回到老家食堂，发现已有不少人饿死，气得斥骂县委书记：“你把人还给我！”他应农民要求，下令解散了无为县几千个食堂。结果，张凯帆被毛泽东指责成“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说他“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用阴谋手段来达其反动的目的”等等，并将张凯帆投入监狱。
《人民日报》为公共食堂描画成仙境：“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可是，河北张家口地区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提着个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
被革职、在贵州劳动改造的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说：“我带着两个小儿女 ，爬过一道山梁，排了长队，才买回一小锅满是清水的豆腐脑……”
1960年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 。农民们告诉他：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敢违抗中央指示，只好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笔者：能说这是“歪嘴和尚念错经”吗？这位有时敢说实话的“封疆大吏”阎书记，文革开始不久便被迫自杀。）
然而，在这种人为造成饥饿的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还在坚守他的“社会主义阵地”。1960年 11月，中共中央根据毛的指示还在向全国发命令：“公共食堂必须办好”，“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
一九六○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之所以空前，与盲目大搞水利建设密不可分。
例如，对甘肃省搞的“ 引洮工程”。毛泽东说：“甘肃洮河引水上山，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广神搞起来的。”该工程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的样板工程 ，规模很大，几百里的渠道，沿线调集十万民工，从1958年一直干到1961年。 结果，饿死、累死、打死了上万民工；工程整个报废，一滴水也没引上山，浪费的金钱难以计数。另有报导说，仅在一九六一年内，全国报废的工程就“折合人民币达一百五十亿元”。
饥饿、死亡与超低标准口粮密不可分。
有人曾这样描写死亡：
“在一九六○年年初的一段时间里，我母亲住的那个村几乎天天有人饿死。饥荒最严重时，每个棒劳力每天的粮食定量是四两（笔者：一斤等于16两，每两32.25克），老人和孩子则是二两，还常常中断，或者被村干部截流贪污。”
“外公的父亲已经快七十岁了，原本身体很硬朗，但每天饥肠辘辘，吃了棉籽后又经常一二十天解不出手来，很快就病卧而倒。没办法，外公只好用手帮他往外抠。揶到一九六○年二月，老人就饿死了。”
“饿死的人快死时的感觉，并非像我们平常人想象的那样充满痛苦。实际上，人要饿死时，初期感觉非常的饥饿，什么都想吃；几天后就进入第二期，人已经感觉麻木了，不太感觉到饿；死亡是突然来临的，那时就是有粮食放在面前，自己也往嘴里送不进去。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听说这类事情：某些人正在好好走着，突然倒下再也站不起来了。饿死人的感觉我母亲亲身经历，至今不能忘怀。”
1961年1月，在安徽凤阳县新县委召开的批判原县委书记的大会上，考城大队农民王家来这样控诉道：“我们大队原有五千多口人，现在只有三千二百口人了。日本鬼子 来了我们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1960年我们哪儿都不能跑。我家六口 人，死掉四口……” 据说在文革中，王家来被批斗后上吊自杀。
《乡村三十年》记载：安徽省凤阳县仅一九六0年春就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六十三起，其中一对夫妇，将亲生的八岁男孩小青勒死煮著吃了。凤阳或许还不算最坏的，在大饥荒中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肃省通渭县，吃人相当普遍。一个公社书记後来对来访的记者说：我家那个村裏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著吃了。她男人从新强回来找女儿，村裏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裏吃过人肉的不少。那时人们饿急了，饿疯了，提著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蹲在那里晒太阳的人，他们中就有一些是吃过人肉的。
…………
（上面多处“据报导”没有注明出处，这是因为：一是这类的文字很多，网上、地摊、书店里很容易找到；二是当“揭示历史事实，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有人会质疑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和合理性，甚至认为你图谋不轨。”因此，如果你不信即是注明出处你也不信，勿如干脆省点文字，信不信由你。）
1961年初春，笔者探亲路过开封。不大的火车站的广场上，有数百人在等待，在徘徊。他们中许多人好像不是在候车，像在寻找什么。在初春的寒风里，他们抄着手，三五成群地集在一起。他们的脸好象都是土黄色，眼窝深深的，顴骨高高的；他们所穿的褪色棉衣，似乎沾满了尘土，好像也是土黄色的；一个妇女坐在地上，双手捂着一块烤红薯吃，土黄色的人们便不约而同地围在她的四周，贼眼溜溜地盯在的那块被双手紧紧捂着的红薯上。也许是豫东地区的黄沙土地，使车站广场的砖墙砖地上，都留下了薄薄的一层黄色尘土。寒风吹过来，卷起阵阵黄尘，与土黄色的衣，土黄色的脸，构成了一个土黄色的混沌世界。广场的一角，一个老人睡着了。当人们翻动他时，僵硬的身躯证明他已永远地“睡着”了。一个青年，突然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人们把他抬进了侯车室，后果未知。笔者到车站附近一家饭店里凭票证就餐，买了一碗干饭，一碟咸莱，一碗莱汤。刚吃了几口，在“出去！出去！”的驱赶声中，一个土黄色的中年人拉着一个土黄色的十岁上下的瘦弱小妞儿，双双跪倒我的跟前：“救救她吧！”。那土黄色的小妞儿眨巴着一双大眼看着我，分明也在哀求我。笔者童年丧母，父在缅甸中国抗日远征军中服役，杳无音信(至今不知所终)，很快便接受了饥饿的“洗礼”，饥肠辘辘之声根录于脑海之中。当见到土黄色的瘦弱小妞儿，彷彿听到了她腹中的辘辘肠鸣。我答应了。小姑娘站起来端住饭碗便往嘴里扒米饭，伸着脖子大口大口地吞咽。还剩下两口留给她父亲；父亲没吃，让她吃完，父亲只喝了几口汤。当时的我，尽管也有些饿，显然比他们父女俩“阔气”得多。我无法知道他们的未来，只好暗暗祝福他们，这是我当时的唯一能力；而那土黄色的小妞儿和她吞咽的模样，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毛泽东视察中南海干部炼钢(图xx)
河南禹县农村炼钢(图xx)
山东农村炼钢炉(图xx)
全国各地大都一样，1961年5月，笔者在在黑龙江XXX农场当农工劳动期间，因三篇日记，获“污蔑党和社会主义”罪，被打成“极右”，遭残酷批斗后，身陷囹圄，几遭灭顶之难！所幸，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那股短暂春风，“一风吹”把我吹出了囚笼。
在这里，笔者摘录当年获罪日记其中一篇里的几个片断……
据上海《社会》杂志1993年第四、五合期刊载，《三年大饥荒资料死亡人数推测》的作者用四种方法进行推测计算，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2791万到4522万人之间（图xx）。其中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约1126万人，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约634万人，河南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约557万人，山东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约528万人，湖南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约378万人，广西自治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226万人。由于档案死不解密，又不允许体制外的人或团体组织调查，信阳事件和上面推测计算出来的数据是否准确，只有等到四十多年前的那些中共机密档案解密时，才能得到较准确的结论。
（这里，笔者之所以多次不厌其烦地斥责“档案死不解密”，是想引起读者注意：当今之所以对历史事件众说纷云，数据差别很大，盖因当局怕败露谎言拒绝解密档案之故。笔者希望以此能与读者共同呼吁当局：不要用政治玩弄历史，把历史当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要效法民主国家卅年解密的做法，让阳光代替暗箱，让人民知真情，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