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MZD用这类报告和经验总结来证明“三面红旗”无比正确时，大规模饿死人的河南“信阳事件”闯入中南海。
张素华在《变局：七千人大会》一书中写道：
“信阳事件”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呢？当年的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讲话中说：“我到光山（笔者：信阳地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 1998年邓力群（笔者：曾任中共宣传部部长）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笔者：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笔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前往信阳调查，返京后与妻抱头痛哭。
河南省委党校教授乔培华，在《周恩来与信阳事件》一文中写道：
“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河南省委的精神到了信阳地委那里体现得更加突出，更加充分。1959年信阳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20多亿斤，而信阳地委浮报为50多亿斤，河南省委信以为真，分配给信阳地区征购任务９亿多斤，加上下面的层层加派，达到10亿斤以上（笔者：数据与张树藩《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文中有出入），从而造成征了过头粮，而且把群众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等都搞光了，造成了信阳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在当时的信阳地区及所辖的十几个县市都可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有的户死绝了人。有很多小村灭绝了人迹，甚至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广大农民连吃的口粮都没有，许多人都饿死了，哪里还有余粮上缴呢？在征收不出粮食的情况下，就大量地反瞒产，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隐瞒不报，因而采取逼、打的手段，出现了大量的逼死人、打死人的严重情况。如光山县委一位书记处书记对反瞒产有看法，县委会上，在第一书记（笔者：马龙山）的指挥下，就被当场打死（笔者：对领导干部尚且如此，对群众呢？来自官员的打人风风卷全国，这是可怕的一例！）。县、公社、大队各级干部和群众中对反瞒产不满而被扣上右倾帽子，被活活打死的人也有很多。”（笔者：多少呢？由于地方政府严密封锁，不许外人调查，档案又死不解密，人们难以知道较准确数字。)
“事件发生以后，信阳地区的各县、公社、大队分别采取了各种方式封锁消息，民兵日夜站岗值班，不允许农民外出要饭，说外出要饭是给共产党脸上抹黑；不准农民向上级反映情况，说那是告黑状，是反对基层党组织，因此就是反党；不准私自在家做饭，说私自做饭是反对公共食堂，反对人民公社；特别是扣押许多群众反映问题的信件。如光山县委书记指示县邮电局，凡是外出的信件都要进行严格检查，谁写信给外地的亲戚朋友、上级机关、省市领导以及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就扣下来，对署名的人进行开会批斗，并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对匿名信就让邮电局的同志回忆是谁送的信，设法查出来。有一封反映光山饿死人的信，邮电局的同志说好象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于是光山县对全县的女麻子进行检查，搞的人心惶惶。”（笔者：显然，这种恶端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才能产生！）
“尽管对于信阳地区的问题，河南省委缄口不提，信阳地委严密封锁。但消息还是或多或少地传出一些。”
据学者们估算，在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后的半年多里，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约60—100万人，三年里（1959—1961）非正常死亡约110—130万人。
《百年潮》1999年第12期，刊载了一篇文章：《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系当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所写。
张树藩在文中写道：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党中央后，毛主席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地区。这时省委才慌了手脚，也仓促组织了六七百人到信阳，全面改组各级领导班子。先派省农工部长赵定远任信阳地委书记，省统战部副部长赵子平任副书记，高祥辉、刘策分任地委组织和宣传部长；中央派的干部分别到各县、社任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主住等。原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停职检查，其他副书记、部长靠边站检查，原有九个地委常委仅留下我和纪委书记邱进敏没有动。”
“第二天，吴芝圃（笔者：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因为杨在一九五九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这显然又是为了捂盖子、掩盖省委错误而采取的行动。”
“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八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二十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这么多干部怎么会都变成了反革命，怎么能如此残酷地镇压呢？我想不通。……(我)在地委常委会议上忍不住大哭起来。我边哭边说：我在信阳地区工作十几年，和广大党员、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么多人怎么都变成了反革命。”
张树藩“想不通”可能有些道理，因为他是体制内人，对有些党员干部因执行上级政策被批、被斗、被镇压他想不通；但对体制外的人特别是农民群众来说，批斗那些大刮共产风、强迫命令的党员干部、镇压那些狗仗人势、“比黄世仁还黄世仁”的恶霸党员干部，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1971年10月，笔者到河南信阳地区息县草黄林公社公出，曾同那里几个大队干部闲聊六零年，他们几乎毫无顾忌不加掩饰地说：那三年，我们公社饿死人三成以上，有许多绝户；中央派人来这里搞“民主革命补课”，干部都“靠了边”，许多干部（包括生产队干部）被撤职、法办或自杀。
与农民群众遭受连续三年的大饥荒的同时，河南许多无辜的基层干部历经了三劫魔难：1959年河南在全省按照中央精神‘反瞒产’时，就有大批基层干部被关押、被拷打致死或自杀，是第一劫；在‘大饥荒’的饿殍枕藉中，不乏基层干部遗骸，是第二劫；根据毛泽东批示进行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是第三劫。据披露，在“民主革命补课”中，全国成百上千的地、县级党员干部被判刑，湖南全省80来个县，有30来个县委第一书记被撤换，河南处分了23万人，其中信阳地委第一书记陆宪文、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被判死缓，河南南阳地区唐河县委第一书记毕可旦，因怕当“替罪羊”遭枪决，携妻子和三女一男投井自杀。实事求是地说，他们中有不少蒙冤者，但更多是罪有应得。“大跃进”政策和庐山会议后鼓吹“持续大跃进”并在全国大抓“小彭德怀”的始作俑者呢？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他永远还是那样“伟大、光荣、正确”。这是中国人的悲哀！
闯入中南海的“信阳事件”，并没有使毛泽东和他的幕僚们幡然悔悟！
“信阳事件”不过是“大跃进”和“持续大跃进”运动恶果的冰山一角。
一个叫李为的安徽人，在《几个老人记忆中的那场饥荒》一文中写道：
一段历史如果经历太久，历史的细节和真实就会被忽略，人们的疼痛和灾难就会被删除。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秉持良心，尽自己所能揭示历史事实，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有人会质疑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和合理性，甚至认为你图谋不轨。上世纪六零年前后那场饥荒就是如此。不知道我这段记述，你是否认为它是真实的？
笔者通过自己村庄的故事，几个依然健在的老人的回忆与叙述，记录一下当时的情形。
58年，当春天小麦开始抽穗的时候，下了一场苦霜，导致了麦穗全部干枯，人们陷入了绝望，当时最有经验的老农都认为灾年将至，但是没过多久，小麦重新抽穗，而且那年的收成比往年还略微有增长，每亩地的收成都在一口袋以上（布制长口袋，在一百斤以上，当时还没有化肥，这个产量已经是不错的产量），但被征收后所剩无几，59和60年庄稼还是收成了，但是总是收的不够被征收的，导致了在老人记忆中最为严重的饥荒。 59年陆续开始饿死人，首先饿死的是一些成分不好的家庭，越是大地主成分，活下来的可能性越小。
姓许的解放前是大地主家庭，弟兄9人加父母共11人，饥荒过后仅存一人，人们叫他二蹩子，现在已经儿孙满堂。
笔者的一个堂姐，一个堂哥被饿死，一个堂哥被爷爷用一斗玉米的代价卖给了陕西人，一斗玉米放了我堂哥一条生路，也救活了我的爷爷。堂哥现在还活着，现在56岁，已搬家到安徽宿州，有了自己的家庭。
姓徐的家庭，因饥饿中母亲没有奶水，最小的婴儿被饿死后，饥饿导致母亲把自己死去的婴儿煮吃了。被丈夫和大儿子发现后，此母亲被活活打死。此大儿子依然健在，现年68岁。笔者不敢跟他提起那件寒心的往事，不过他还是说：“那都是饿的，没有办法，哪个娘愿意吃自己的孩子啊！”
姓许的家庭一个儿子金锯，几乎被饿死，躺在地里时，被我的父亲背回了家，喂了他半碗粥，得以活命。现在每逢过年过节，依然到我家来看望我的父亲，他说父亲是他的救命恩人。曾经在我哥哥小时候打过我淘气的哥哥一巴掌，其母亲知道后带着他跪在我们家门前，说：“人不能没有良心啊，不是人家救你，给你半碗粥，你哪能活着啊”，父亲把他们扶起，说淘气的孩子该打，其母亲仍然说：“人不能没有良心！”。可见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佛图，是千真万确的。
但那时候掌握粮食的人员饿死的很少，几乎没有饿着。一个老人说：“现在官员腐败，我们的生活依然逐渐好转，但是那时候的腐败是要命的，他们多吃一个馒头，就是吃了几条人命！”可见不要神化改革开放以前人们的纯洁度。
一个姓孙的老人说：“开始的时候吃野菜和草，后来草和野菜都吃光了，就吃玉米杆和麦糠做的馍馍了。那种馍馍不能见风，风一刮就飞了。”
一个姓王的老人说：“那时候人饿的，头发一摸全都掉光了。”
一个姓汪的老人说：“后来就有人吃饿死的人了，现在咱庄还有吃过人肉的人呢。不过谁也不要笑话谁，都是饿的没有办法才吃的，你们这些小年轻没有挨过饿，你们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
一个姓李的老人说：“其实说是自然灾害，庄稼收成如果不被拉走，人是饿不死的！” 现在在这个村庄里，仍然能够听到一些老人看到子孙吃饭浪费粮食时说：“让你过一次60年，你就不那么洋了！”
另据报导：
两年间，至少有十万广东和逃到深圳的饥民成功地逃出中国(图xx：叛国饥民逃香港)，逃到当时被称为“处于水深火热中等待祖国去解放”的殖民地香港,成了“令人唾弃的叛国分子”。
1962年4月，新疆边境塔城、裕民、霍城六万余人逃往苏联，当时说这是民族分裂分子同苏联修正主义者共同策划的一次大逃亡。1960年前后三年间，云南边民十三万多人逃亡国外！
一九六○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之所以空前，与“一大二公”当年被赞为“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的军事化“人民公社”密不可分。
据报导：
为了“跑走进入共产主义”，许多农村实行“聚家并屯”，进行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改造。“以一个县为一个团，一个公社为一个营，一个村庄为一个连，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棒劳力、女棒劳力、少年劳力、老弱病残等几个特征分开，分别住在不同的‘连队’（村庄）里，分配以不同的劳动定额、不同的粮食定量。不到规定的时间，亲人们互相不允许见面。”
“聚家并屯实行后，农民被迫从世代居住的村庄和住房中搬出重新洗牌，居住地发生了大迁徙，原来的自然村落变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弱病残村’。”
“由于老弱病残不进行‘重’体力劳动，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实际上，以正常的标准来衡量，‘大跃进’期间老年人从事的劳动也是很重的，因此很多老年人在饥饿和劳累中悲惨地死去，死时连亲人的面都见不到。”
为了逼着人人进食堂吃饭， “村干部只要一看到哪家有炊烟，就立刻带人去搜查，没收农民私藏的粮食和家什。等到劳力们都上工后，村干部和民兵手持一头削尖的铁棍，挨家挨户打开大门，一进屋就用铁棍在地上戳来戳去，以防止农民偷埋粮食。但凡有可能埋粮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一旦发现有偷埋粮食的，不但全部没收，而且要挨打、不许吃饭。”
为了早日过上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就要“鼓足干劲”拼命干活。
图xx：豪情万丈肚子空空的人民公社社员们
有人曾目睹过这样的场面：（图xx）
